1934年生于重庆，父亲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读私塾、做学徒而成为“先生”，是一个颇受老板器重的能干的职员。1939年“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在柴家巷的家（今重庆百货大楼所在处）被燃烧弹彻底烧毁。1941年后随父母颠沛流离于湖南的长沙、衡阳，经历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而后浪迹江西，住过黎川、金溪、南昌等地城乡，许多是红军曾经驻扎或打仗过的地方。在少小的心灵中，由家庭的困顿而对社会的苦难、战争的苦难产生了莫名的悲哀。抗战胜利后回到故乡武汉，看到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极受震撼。1948年底到达上海，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我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时候，好象一路阳光铺在我前进的路上。

   一个15岁的少年，就经历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应当说也是人生的幸运，并自以为对社会有了感悟，所以1949年11月4日就成为了上海市的首批青年团员，1951年1月8日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慷慨赴国难，参加军事干校。我引以自豪的是绝对可以称为积极分子。

   战士出征，需要黄钟大吕的声韵，金戈铁马的气势，但刻骨铭心的还是儿女情长，缠绵悱恻。

   有一首歌叫《送郎当红军》，唱得即将去当兵的郎们心醉神迷，人人都做那白日美梦。是啊，一个男子参军，有一个女孩来送别，他向你倾诉衷情，她向你赠送信物，她信誓旦旦地等着你，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壮别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梦寐以求，都以此为荣为幸。革命的罗曼蒂克，这是电影、戏剧、诗歌、小说，永远做不完的主题，一个没有批臭批倒的主题。这个主题，江青当然要用大力批，把《柳堡的故事》当作大毒草，必欲批之死地而后快。江青本来是一位泛爱主义者，后来她想由泛爱主义转变为专爱主义，没有想到却嫁给了一位泛爱主义者。痛苦之余，无毒不女丈夫，必欲把文艺作品中的一切爱情斩尽杀绝。

   但，那是1951年，《柳堡的故事》还没有上演，没有婚姻没有爱情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更没有出台。所以，我，竟然有幸得到“送郎当红军”的体验和荣幸。

   她，来了我们学校。她叫J•H——请原谅我采用代号而隐去原名。她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那时，我毕竟是一名小小的团“干部”，所以有机会参加许多校际间的活动。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产生了一些莫可名状朦朦胧胧的好感。五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留下的记忆，就是她有很甜的酒窝，有一件很耀眼的粉红色的短裙，在会上能发表热情的讲话。

   那个晚上，那个1951年1月8日的夜晚，那道篱笆墙，昏暗的路灯，迷蒙的细雨，我们就在篱笆墙外的马路上来回溜达。她是他们学校的团干部书记，是偷着跑出来的。此时此刻，也在为送别明天要走的同学而忙碌。她塞给了我一个小红本就匆匆地握别。

   现在，这本红色硬面的小书是我个人最“古老”的文物收藏：它是195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党章是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由于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因此没有亘古不变一以贯之的党章。“运动就是一切”、“摸着石头过河”嘛，党章要每届大会一修改，因此，这本七大的党章就具有了文献学的价值了。不过，对我来说，它的真正价值不是党章，而是赠言。

   因此，朋友，请伴随我也读一读下面这篇灼热得能够叫人血脉膨胀情思飞扬的话语吧。

   伙伴！走吧，走上你光荣的岗位。咱们在一起学习过，工作过。在斗争中咱们不断地锻炼自己。咱们都是很亲密的伙伴。现在，你们要走了。你们放心地走吧！留下来的工作有我们担当。我们一定把它搞得好好的。你们放心地去学习吧，保卫咱们可爱的祖国。我们在后方，支持你们，作你们的后备军。成千累万的青年都将是你们优秀的后备军！

   伙伴，走吧！安心地走吧！走上你们最光荣的岗位

   同志，你想不想做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咱们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吧！看谁先得到这光荣的称呼？希望在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双重意义的同志！

   同志，在你要走的时候，我没别的东西送给你，就把这一本党章作为我送给你的纪念品，带到你光荣的岗位上去吧！

   ～～给，～～

   昌玉同志 临别留念

   J H上

   1951•1•8•

   至于这个故事后来是怎样演绎的，怎样无疾而终的，就请容许我留下一点悬念吧。其实，我又怎么可能把它说得明明白白或半明半白呢？总之，我们连“单重”意义上的同志也没有做成，也许这大概算是罗曼蒂克的袅袅余音。

   但是，这篇临别赠言，毕竟是一位纯情少女真情真意的倾露和倾诉，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和虚伪。它永存于我的心底。毕竟那是我的，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记忆、历史和见证啊！西哲云，在同一条小河里，不会有第二次同样的行舟。这样的“愚蠢”，恐怕是绝响了。从此，人们心灵的天空越来越被阶级斗争的硝烟充填。

   我推想，J•H应该比我大1岁，高两个年级。

   这篇临别赠言，字迹清秀，文辞雅健，情意蕴藉，是一篇一字千斤无可挑剔的美文。五十二年之后，我作为一名执教高中终身的语文教师，重读此文，试以八言品评：

   风 流 蕴 藉，百 年 绝 唱。

   人生在世，能够得到这样的红颜知己知音，还有什么会遗憾的呢？

   在干校学习半年后，我上调到军区后勤部机关工作，做掌管公文图书一类的文职工作，副排级。以我的年龄和学历而言，不能说领导不信用我器重我。在这么一个高级军事机关工作，我本来应当很满足，但是环顾周围，总觉得和我的潜在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去甚远。反之，在一大批以农民出身为主的老干部中间，我成了一个异类。1955年反胡风——肃反运动开始，第一枪就射到我的头上，揪出了子虚乌有的“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这一年，我正好21岁，军龄才4年半左右。再说，我参军前才初中毕业，并非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哪有那么大的能量？谥我为“小集团之首”，未免过奖。

   但今天我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竟然有那么多的共鸣之处。这说明我这个吃大灶的小知识分子和吃小灶的大知识分子王实味，对“革命队伍”的感知，尽管环境由抗日时期的延安转换到了革命胜利之初的南京，却非常相近。看来我的根本问题是虽然参军了，却没有和工农兵“结合”，脱下裤子，割掉尾巴。而另一面，那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感觉到了我是“异类”，却没有把准我的“脉搏”，仅仅凭了朦胧的外观的感觉，以为我在青年人中有一点好印象凝聚力，就给我想当然地加上“小集团”的帽子，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这件事，对于一个仅仅只有21岁自信是忠诚的革命者的我来说，那是刻骨铭心撕肝裂肺五脏俱焚的。不过，我在精神上没有栽倒。

   我参军以后，首先要写自传，反省思想。我记得，我着重检查的是崇拜美国的自由、民主。这种思想大概主要得之于储安平的《观察》或其他的报刊或老师的说教，甚至于也是得之于1947——48年“争自由、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尽管那时我只有十三四岁。过了五十年，我发现骨子里的自由、民主染色体仍然没有清除。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其实，追求自由、民主乃人之天性，怎么会那么容易压抑、泯灭呢？

   1956年我乘号召青年干部报考大学的机会，考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我追慕的是“争自由、争民主”的大学生生活。1957年在大鸣大放当中，原来我所在的部队，从我的一位“小集团成员”那里查出了我的信，信中充满了满腹的怨诽，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被打成右派。不过党的领导对我还算留情，使我继续到毕业。

   1960年戴帽分配到山东省平度县教中学。在我走上讲台前，党支部已经背后给团支部作了交代，告知我的身份，要求予以监督。但是，我还算是勉强做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没有挑出大毛病，所以1961年11月9日被摘帽，从此变成摘帽右派，待遇由发生活费26•5元提高到中教工资最低的10级39元。所幸这时我结了婚，对象是教化学的同事。

   文革来临，我自然成了“大右派”被揪出，而且因为此前我写过申诉信，所以成了翻案大右派，罪莫大焉。但我内心却是愤懑怨诽，难以平服，于是利用“造反”的时机，写了几张颇为刺激领导的大字报，以至于在1972年1月22日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押到台上，宣布戴回右派帽子。我成了“二进宫”右派。这可能是一项“土政策”，因为至今只听说还有一个顾准戴了两次右派帽子，别无他人。大概因为惹怒了领导，却找不到旁的合适的帽子好戴，于是物归原主。

   文革中，我名副其实地劳改了12年。在渤海湾南涂被称为“北大荒”的盐碱滩上，学校开辟了“学农”基地，学生叫我“场长”。莳秧栽稻，自得其乐，锨锄镰镢，无不在行。种稻是有季节的，但从春末到秋末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生活倒是颇为自得自在，而且因祸得福，身体得到锻炼，如今比大多数同龄人健康强壮，所以才能够安然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

   1979年被“改正”就成了多余的交代了，但是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似乎应该一说。那是在一个中学里，校长在全校教职工会上宣布我被“改正”的通知之后，当晚召开党支部会议，告戒党员同志们，右派虽然“改正”了，但本质是不会改的，大家还要划清界限。这引起了个别党员的不满，马上偷偷告诉了我。

   1985年，我得到机会，调离了生活25年的平度，依依不舍地来到山东大学附中任教，直到退休。

   在退休前的10年间，写过许多许多语文教学的小文章，赚了一点点的稿费，但几乎无可炫耀之处。2000年才开始学会使用电脑，上网，看到了一个世界外的世界，一个实有世界之外的虚拟世界。在和虚拟世界的对话中，憬然发现，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资本可以投注。当然这绝对不同于投资股市，只冒赔钱的风险。这个风险大乎哉！因为我们毕竟生存在言论自由属于高档奢侈品的社会里，因为我已经品尝过言罪的酸甜苦辣，因为我已经过着温饱无虞的生活，不安分守己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不去打门球下象棋甩扑克逛大街，却吃饱了撑得肚皮疼，关心什么党国大事，到网上呜呜哇哇，惹是生非，岂不是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自己活得不耐烦，可是要祸害家人呀！……总之，人都过了“古稀”之年，还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老婆指着我的鼻子臭骂道：给你戴帽子一点也没有委屈你！

   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