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着《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在正文前有一篇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     该书所写到的历史，是当代中国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作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31年之后，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出政治结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16年之后出版这本书，自然应有新的“研究”，新的“总结、提高、发展”。

    然而，读了这本书，却使人感到惊异与迷惑不解：在这部125000字的长篇回忆录中，不仅看不到新的“总结、提高、发展”，反而从中共中央那个《历史决议》倒退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然而，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毛泽东对这场由他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应负的主要责任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只有伟大、英明、正确的一面，只有毛泽东的“非凡的胆略和气概”、“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等等；“文化大革命”中几亿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换来的的严重教训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只有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一根本错误也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却是独有毛泽东精通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而“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几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

    尤为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竟将毛泽东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所作的、包含不少错误内容的讲话，不加分析、不加说明地大量引用，奉作经典。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反复强调的“十次路线斗争”。

    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的开篇第一章《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第一段，原文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在这一段话之后，作者没有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作出应有的说明，而只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正确。实际上，放在正文之首的这段话，就成了全书的总纲。全书正是按照“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来叙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斗争的。

    除去在正文第一段引用那段话外，书中还反复多次提到中共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比如：

    第101─102页：“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第106页：“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第109页：“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

    第115页：“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第135页：“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

    第139页：“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

    第141页：“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

    第143页：“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第171页：“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

    第180页：“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一代，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恐怕也大多再记不清当时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是哪十次了。而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又并未将所说的十次都一一列举出来，这就可能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每一次“路线斗争”都是毛泽东与错误路线或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列举一下，看看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是作者记叙的毛泽东在1971年那次南巡时对沿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并在以后几年里被奉作经典，要求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反复学习。按照当时的说法，在这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中，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一方依次是：

    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九、“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十、“林彪反革命集团”。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所说的“十次路线斗争”。

    所谓“路线斗争”的提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早已为人们所抛弃。历史已经证明，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分歧和斗争都一概看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一概说成是“路线斗争”，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危害极大的。

    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中，就曾对“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在谈到“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时，他又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他还否定了“罗章龙是路线错误”的提法。他严肃指出：“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93─308页）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已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对党内不同情况的争论、批评或斗争，均作具体分析，是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

    但是，《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在书中却把这个已经被抛弃了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错误提法始终当成正确的教导反复引用，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和迷惑不解。

    邓小平同志谈到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时严肃指出：“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而该书作者在十多年后又重新大提“十次路线斗争”，能够说是郑重的吗？

    更何况，所谓“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第八次和第九次，早已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冤案获得彻底平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辞去其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得到全会批准的。

    作者在书中几次引用毛泽东历数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时，一方面照录了对瞿秋白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略去了有关第八次和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总是在讲了高岗、饶漱石（第七次）后就跳到讲林彪集团。事实上，毛泽东当时谈到第八、第九两次“路线斗争”时说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刘少奇那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

    作者略去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的评价，是不是就表示不同意对这两次“路线斗争”的评价呢？翻遍全书，只在《后记》中能看到一点间接的说明。

    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这模棱两可的、语意含混的12个字就可以取代书中大量地方都应有而没有的说明吗？

    作者是出于“尊重历史”的考虑，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没有对毛泽东“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的讲话作出应有的说明吗？不对，因为书中另有对当时“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的讲话作出更正性说明的例子。

    在该书第138页，写到毛泽东批判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时，作者特别加了一段说明：“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同毛主席巡视南方。”

    在该书第145页，写到许世友告诉毛泽东，他同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都比较好时，作者又特地加了一段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