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中央文件已有明确表述。近年，不少知情官员、亲历者及外国记者也陆续从不同侧面披露了一些情况，进一步廓清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有利于消除某些议论和猜测。这里，我则从自身经历作些介绍。    　　１９７１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当时我因回东北搬家没有从行。８月初，我回北京后，将家属稍事安顿，就奉命做去北戴河的准备工作了。几天后，叶群从北戴河回北京"治病"。那几天，毛家湾热闹异常，许多人前来探望。从后来公布的材料看，那正是叶群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夫人们频繁进行密谈之时。我同其他在家工作人员都以为是礼节性的探视。大约８、９日，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值班于秘书不在办公室，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是于秘书吗？"让代向叶群问候。我顺口回答：于秘书不在办公室，去接待客人了。周紧接着问："是哪些客人？她（指叶群）是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当时我不知来者为谁，同时也不关心此事，遂答应向叶群报告总理的问候。从周恩来的问话可以觉察出他当时很关注林叶的活动。

   　　我此次去北戴河后，同平时一样，事情不多。有时听听电话，多数时间用来看书。

   　　９月上旬，在部份工作人员中传说要换住地。但究竟去哪里，何时动身，在北戴河的人员是否全部随行？始终没有听到正式安排。这里有个规矩，"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我来此时间不长，更是严守"三不"原则。

   　　大约９月１０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９月１２日晚上，电影厅里在放映香港电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办公室。刘××告诉我，豆豆说林立果又逼她表态。他已陪豆豆到５８楼向张副团长、姜大队长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并且做了布置，设计了几种应变方案。不大一会儿，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拿起话机刚要讲话，林立果进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

   　　林立果、李文普出去后，我立即到外边告诉八三四一部队姜大队长说，看来马上要走。姜大队长直奔５８楼。其实当时我们都很盲目，并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反正要走，必须经过山海关机场。

   　　平时"林办"行动，统由李文普调动，林彪车在前，叶群车紧跟，秘书及其他人员殿后。这次则一片混乱，事前无人通知，个人携带的东西都未作准备。听说要动，我们按惯例注视着叶群的车，不见启动，以为她仍在房间。忽然，林彪内勤小张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主任（叶群）、老虎（林立果）他们都坐首长（林彪）的车跑了。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急忙唤上一名警卫部队的司机驾驶伏尔加车飞速紧追。车中有我同刘副科长、李秘书和小张。我忽然想到，四人之中仅有刘副科长是警卫人员，配带一支手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遂在５８楼前，拉上一名持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虽然司机已开足了马力，我们还不断地催他加快速度。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轿车在黑暗中风驰电掣般急驶。途中，司机突然来个急刹车，由于车速太快，刹车过猛，拐了个"Ｓ"形，才在路旁停了下来。原来前边正有一列长长的货车驶过，我们的车停下来时已接近铁轨。若非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到火车上，便是翻到路边。事后很长时间，想起此时便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我们赶到飞机场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战士已稍前到了那里。这时机场一片黑暗，飞机已离开跑道起飞了。我们连喊"快开枪！快开枪！"但已无济于事了。当时我们埋怨警卫部队，为什么先到机场却不能阻止起飞？可是他们在未接到上级正式命令之前，谁敢枪击"副统帅"的座机呀！

   　　至今，我常想，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具体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我们在追赶林彪一行的路上，不是遇到那长长的货车，能够提前两三分钟在他们爬上飞机前赶到，凭着我们当时对毛主席和林的感情（那时大家深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挟持走的）是不会让飞机顺利起飞的（何况也就是在两三分钟后，山海关机场的海军部队也接到中央阻止起飞的电话命令），那将是另一种局面。再如果北戴河多几位像林豆豆那样知情、无畏者，提早向中央报告，这段历史也许会有不同的写法。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当然，有时我也想到自己。如果我们途中撞车或翻车，定死无疑，我们四人的结论将有许多麻烦。如果我们提前几分钟赶到机场，很可能发生冲突，出现差池，那也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后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这些年来，当我在生活中遇到荣辱得失，每念及此，也觉泰然了。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也。

   　　当从山海关机场乘车回到北戴河住地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这里的工作人员变成被软禁的囚徒；警卫人员成了看守。我们在警卫部队的监视下，从办公室中带上毛巾牙具之类，其余一切封存。所有人员分男女集中在两个大房间中。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警卫部队充满牢骚，这倒不是由于地位的变化所致，而是认为早已将情况报告中央和警卫部队，希望采取有效措施。部队办事不力，他们跑了，反而把我们看管起来。后来也想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大约过了十来天，全体工作人员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湾。这里虽同家属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却不能同他们联系。从此开始了四年软禁审查、三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我们宣读了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１１月，我们被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改由北京卫戍区看管，住地从毛家湾迁到西山亚洲青年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在"亚疗"初期，要敞着门睡觉，定时放风，不得与外边通信。后来稍有松动，可以给家属写信，但不能封口，经看守检查后由他们发出，来信也要检查。

   　　在"亚疗"期间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交待检查自己问题，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及接待外调来访，提供情况等。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两天即可写完，有的内勤战士只来两三个月，不过是照顾林、叶生活或裱糊书画、图表等，就更没什么可写的了。经过一段揭发交待，大家无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们向专案组反映，希望能有书读，这个要求总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团中央干部、专案组成员很理解我们，有时从市里给我们背来一些书。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爱读书，人也随和，愿同我们聊天，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将来出去以后，党还会信任你们的，是有前途的。虽然我们并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很感激他的。后来，大约因为他"界限不清"而被调离专案组了。伴随我们到底的则是另外一位朱××。

   　　１９７２年冬，专案审查告一段落，我们以为可以获释了，不料又从"亚疗"转移到大兴团河劳改农场，改由公安部、中组部及某野战军等部门人员联合组成的领导小组监管。来此的，除"林办"现有工作人员之外，并将调离多年的老秘书一并拘了进来。此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陈伯达等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２５６号专机组和张宁等。我们这里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在此"学习"者，当然该称"学员"了。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学习班"实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名词，不可望文生义。我们的任务虽然也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项，但主要还是继续接受审查和接受劳动改造。

   　　团河是个比"亚疗"更负盛名的地方。清朝在那里设有团河行宫。学习班的学员虽然不多，但成份复杂：有军、有政、有民，而多数是军人。军种齐备，来自海、陆、空。所有人员一律按部队编制，分成六个班，每天在军管人员带领下出操、劳动、学习。劳动科目有埋翻葡萄藤，为果树剪枝、收获，以及掏厕所、起猪圈等。

   　　除了参加劳动之外，随着全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掀起一次次学习批判的高潮。

   　　时间长了，并无什么事情可做，消磨时光而已。其实管理人员也不愿长期耗在那里，但是上级不说话，谁也不敢说学习班可以解散了。我们曾多次要求学习班领导小组如实向中央专案组反映这里的情况，尽早结束学习班，但都无结果。

   　　直至１９７５年８月，学习班负责人向全体学员传达了毛泽东为"林办"一名工作人员上书的批示；"林办工作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应尽早分配工作，以观后效。"此时，中央专案组大有雷厉风行之势，立即要将我们打发走了事。说来也怪，关在学习班里，大家盼着快点出去，如今有了毛泽东的批示，许多人却不像专案组那么急了，纷纷向领导小组提出：你们关了我们好几年，总得有个说法，下个结论吧！专案组本来似乎没有给每个人做结论的考虑。这个要求反映上去以后，专案组学习班很快给每个人做了结论。结论分三等：一是犯了政治性错误；二是犯了错误；三是属一般工作关系。其标准大约是工作时间长或牵扯多一点的为第一类，一般勤杂人员属第三类，其余均为第二类。二、三类占多数。最后都加了尾巴"以观后效"云云。在个人签字时，多数人对这种宁"左"勿右的结论表示不理解。经过几年的审查，专案组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人属工作关系，许多人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并不比谁低，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凭什么在结论上非留个尾巴不可？这样处理，对在位中央首长的秘书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学习班分管"林办"的朱××威胁说："你们不签字也可以。但要考虑出去以后的工作分配问题！何况你们不签字也照样处理，是可以认定的。"多数人认为反正出去以后不会有什么好出路，便签了字。也有人始终没有签字。出去以后，方知分配原则早已直插到基层。军龄长者，到边远地区县武装部；军龄短者，立即转业到地方；均控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