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思科著

   　　（1971年9月•人民大会堂）

   　　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军队统帅部突然发布所有军事人员取消休假的命令，都将意味着这个国家发生了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

   　　1971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向九百万平方公里本土上的陆海空三军休假官兵发出了休假被取消的命令，要求军事人员火速返回战斗岗位。

   　　尽管这项命令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平常，但当时未向任何休假军人们讲明原因。这项命令的无线电信号被大洋对面的日本人截获了，并由一位政府发言人公开宣布。

   　　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这一密令，几乎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调动了各国的军事情报、安全部门的神经。

   　　果然，事隔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官约翰•麦凯恩将军也获悉了中国守全禁止了军用和民用飞机航行的消息，并迅速向五角大楼报告。美国国防部已在此之前获得类似情报。

   　　苏联边境的部队，眼睛一眨不眨地关注着对面中方军队的动态。留着黄胡子的雷达兵，纷纷猜测这是不是与在离北京几百公里外机场起飞的一架飞机——起飞不久在边境消失——有着某种沾沾连连的关系……

   　　那个寒风提早吹来的秋季，香山枫叶上已略带血丝。从古老而又沉稳的天安门城楼匆匆而过的人们，提前穿上色彩单一的中山装或国防服。中国人把这种流行的衣服称为夹衣。人们的行色古板类似从容，但仔细看上去会发现那一双双眸子后隐藏着许多神秘。排成长阵的自行车载着神秘蜿蜒向前驶去；新的神秘又密密麻麻地把大街堵塞。

   　　离人民大会堂这积木形的建筑群不远，几辆垂帘的黑色小轿车正缓缓，驶来。司机在车里没有出来，不久又要急驶而去。整个北京城弥漫着不安的气氛。连外交方面也出现了拖延的托辞。原定与抱病工作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的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仅提前两小时得到通知：会谈将推迟五天。原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罗马尼亚高级军事代表团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旅行，他们得到对方的婉言谢辞……

   　　同时，原定9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停开，四届人大杳无音讯。

   　　9月20日，定于10月1日的这个举国大庆日被明显更改了。群众游行在试演中被取消。

   　　这项决定几乎是公开、主动地招致了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使他们对紫禁城的事倍感兴趣。美国《时代》周刊的理查德•哈里斯认为，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上真正必可少的只有两个人，即毛泽东和林彪。倘若两个人中有一人不露面，那就是说明不是毛泽东去世，就是林彪下台了。

   　　可这取消广场的活动似乎让人闪更难猜出事情的端倪。

   　　直到9月30日晚，西北几个省的电台广播还在呼吁人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沿海有的省在这天晚上也用了同样的口号。所以，除了中国少数几个首脑人物外，全世界只能是捉摸不定。

   　　9月24日早晨八点三十分。阴冷。似乎是为了防止意外，人民大会堂的警卫部队在凌晨加强了。

   　　这当然是后来不胫而走的消息。因为在普通人眼里，这里永远是繁忙的不能接近的神秘之地。

   　　也就是在人们忐忑不安又漫不经心的时候，几辆大约习惯于窗帘低垂的高级轿车，正均速地、小心翼翼地向人民大会堂开来。轿车来自不同方向，但至少到电报大楼前的时间相差无几。所有的轿车，都在大会堂侧门环形车道前停下。

   　　战争年代颇有名气、又有一身儒将风度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用并不臃肿的步子跨出车门。这位三军军事指挥官曾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下车后特意整理了一下衣装，然后没有顾及秘书、警卫人员的不安神情，径直向大会堂走去。他刚接到电话，是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

   　　黄永胜的步履在与他同龄的接近花甲之年的人中是显得很敏健的。门卫向他行着举手礼。他习惯地把顺着一侧面颊划了一个弧，还礼。这道弧形可能对某种年轻的女人极有魅力，不然，他的顶头上司、国防部长林彪之妻叶群，还有许多他已忘记了名字的女人们，不会对他保持着一个个悠长悠长的故事。瞬间，他身体S形在屏风前拐了个弯，消失在灯光华丽的大会堂里。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跨出车门时，闪过一种不易让人觉察的犹豫。车停下后，他仿佛等车打了个句号才走出车门。正巧，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都下车向大会堂的侧门走去。

   　　李作鹏的步幅大而且重，把水泥道敲得叮当作响，有点凶巴巴、无所顾及的样子。邱会作则佝偻着背，沉重地移动着步子。吴法宪心里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滑稽感。这种滑稽感是从邱会作的头发产生的，他总感到邱会作像刺猬。

   　　这种发现给他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至少是对往日同僚们把他以“吴胖子”相讥的反复。

   　　但这种满足瞬间即逝。当门卫士兵进入他眼帘时，他刚刚高昂的脖子马上耷拉下来。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发现卫兵的眼睛里有一股寒冷的东西。这股寒冷的东西从心底向末梢神经迅速传递，接着是一个激凌。

   　　吴法宪这才感到离家时，妻子泪汪汪望着他的身影是有缘故的。他硬着头皮向里走去。

   　　哨兵依旧给他敬礼。但在转弯处，秘书和警卫人员像前面三位的随从一样，被人从他身后伸出一只手，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

   　　吴法宪走进一间宽敞的会议室。当发现与会的仅有他们几个人时，他预感到不安事情来临了。眼前，昔日在左右三军也威慑全国的同僚们像一只只陌生的猫，坐在沙发的一角。那情景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心头掠过，他只好拣里面一张沙发坐下，默不作声。

   　　但肃静很快就打破了。

   　　没等吴法宪的身子在沙发上调整一个舒服的位置，几名陌生的军人便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接着周恩来从另一扇门里走了出来。他以毛泽东的名义宣布：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四人被训练有素的军人们依次看押。但四人震惊之后恢复镇静，几乎是众口一辞地申辩：我与9月13日逃跑的林彪毫无关系！

   　　几乎同时，中国军界有许多高级军官被以同样的方式隔离审查。尤其是中国空军中，像江腾蛟、王飞、王维国等高级军官在一夜之间也成了阶下囚。

   　　中国军队在悄悄地进行一场大审查。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有人曾对几天后国庆招待会上的黄永胜的助手、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同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成为9月30日晚上的主人感到奇怪，并且出席招待会的都是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弄清解放军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的罪行，自然成了九年之后，中国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一次大审判的事情。

   　　多少年后，当图们将军坐在姣好阳光照射的那平常人家绝不会有的宽敞而又简朴的客厅，像听一首流行歌曲似地聆听窗外孩子们在花坛草坪上嬉戏声时，他的耳边便响起了那正义路特别法庭的警铃声……

   　　他果然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体魄健康，记忆力特好。那种真诚而正直的气质使人感到温暖。

   　　起初的日子，他一直给我说那只鼎。那只鼎至今还是我们共同的话题——那只丢失的鼎……

   　　关于那只鼎，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至少在浩瀚的中国古籍中，有属于它的几笔。《春秋左传•昭分二十九年》载：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国一铁鼓，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可惜，找到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大约要翻遍中原大地的黄土层。

   　　他常常想起它，并通过它沟通许多人的感情。

   　　那是一只鼎。有一部成文的法典铸在上面。这只鼎应特别大——它绝对不同一般——是一只不该丢失的鼎。

   　　本世纪初，法国人在伊朗挖出一根黑色玄武岩的大石柱，已断为三截，接起来有两米半高，柱身上刻着二百八十二条法律条款。这就是著名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它比中国人的刑鼎要早一千三百年。它是石头的，中国的刑鼎是铁的，古罗马人用铜表刻法典——人类的祖先不约而同都要寻找一种永久坚固的方式来公布法律，大约为的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字被磨损。

   　　图们将军说，这只鼎出现在公元前五百一十三年。

   　　在东方，黄河流域诞生的这只刑鼎，其缘故同西方如出一辙。那时，中国虽已形成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却没有法度可言。结奴隶和庶民的惩罚，完全以执政者的喜怒好恶为准绳，动辄施烹镬、枭首、车裂、腰斩、连坐、灭家；而对士大夫以上则只逮捕或放逐而已，搞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于是，便有人明定刑书，传之于世，使民知所避趋，定刑也有量裁标准。这大概是东方最早的法典。

   　　最早的法，我们把它铭刻在铁鼎上。西方的石柱法、铜表法都流传下来了，而怎么偏偏我们这只刑鼎找不到了呢？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把什么东西都精心保存下来了，为什么独独遗失了它？

   　　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六十年代，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个受《宪法》保护、不得逮捕和审讯的人却遭受磨难致死的时候。他曾经想过它。

   　　七十年代末，因受命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的一项重任时，他想起过它。

   　　九十年代初，当孩子们看着电视，问他“林彪是谁”的时候，街头小报和海外报刊对那次大审判做出种种篡改，历史被演绎得亦真亦假时，他又想起了它。

   　　想起它，图们将军说：客观的历史不能像那只鼎一样被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