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准备工作，终于拉开了序幕！

   　　1979年8月，全国“两案”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

   　　京西宾馆以召开重大会议、经常有高级领导人出入而著名。宾馆内曾设有供高级首长会谈、休息和办公的房间，服务人员均通过极其严格的政审。

   　　这里的许多房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是林彪、叶群及其几员大将经常出入的地方。林彪及其一伙乘机出逃的前几个小时，吴法宪还同邱会作约好在这里谈话。

   　　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极其严肃的玩笑。多少年后，中央在这里发布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准备的机密消息。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世上物的变化遵循着一种秩序，精神的变化也遵循着一种秩序。

   　　如今，京西宾馆的门牌依旧，但不同时代的两个事件究竟暗藏着什么妙机呢？

   　　几年后，被共和国授予将军军衔的图们，几乎是在无意中被史进前副主任叫来参加这次会议。但他一走进那红色地毯向远方伸展的长廊，他就从一个个神色严肃的中央首长、政法界人士的脸上，意识到了自己久已等待的一天已经来临。

   　　像孩子等待生日一样，所有的准备都将是为了这一天！

   　　1980年3月底，有项“绝密”等级的决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这项决定一是现在的“两案”领导小组对案子抓到底；二是中央政法委员会抓“两案”的程序，要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三是对“四人帮”案要专门组织一个预审班子，由中央公安部负责，抽六个省的公安厅长，每个厅长带三个人；四是彭真同志讲，审判委员会主任他不宜担任，十二年没工作，不了解情况，从分管政法的角度他可以全面负责。

   　　多少年来，当我们来细细品味这项被许多办过此案的老人们称为“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特别及时”的决定时，可以从中看出这是一项有关审判准备工作组织的决定。决定作出后，中央政法委员会组织专门会议进行讨论。随着讨论范围的扩大及逐步落实，人们才知道在这四条决定背后，还有一次来自于胡耀邦、彭真等领导人关于此案的热烈讨论。当我们从当年参与审理“两案”的老人的笔记、回忆中弄清讨论内容时，才真正理解三个“特别”的含义。

   　　〈大约在会议前分发了有关对“四人帮”的起诉书（最初稿）和材料〉

   　　彭真讲：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草稿）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杖。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苏联在证言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只靠口供，搞了不少冤、假、错案，我们办这个案子不能同其它案子一样。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判。

   　　公安部要打头阵，检察院是第二道程序，法院出来就扎实了。起诉书要拿到书记处讨论，要报中央常委批准。一定要搞好预审，时间不要搞得过死，以搞好为标准。不要匆忙。不要过早登报。

   　　假定“四人帮”罪行有一百条，挑重要的上二、三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要按法律程序办事。公、检、法各负其责。我从管公、检、法的角度可以管，但情况不熟。彭冲同志也刚来。“两案”领导小组要抓到底。

   　　“有些问题牵涉到毛主席、周总理批的怎么办呢？”王鹤寿提出问题。

   　　“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彭真回答。

   　　胡耀邦讲：我同意彭真同志刚才讲的。首先，讲审理这个案件，是非常严肃、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好了全国人民会同情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为维护党纪国法做出典范。搞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亚于写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复杂得多。

   　　这件事一定要办好。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具体有以下几条：

   　　1．罪证要周密有力，人家驳不倒。最重要的是要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这样做，符合历史的真相。比如，江青是一贯搞逼、供、信的，毛主席一贯反对逼、供、信。1967年，王洪文、张春桥在上海拍了一部砸一个工厂的片子，毛主席看后发了脾气。不准他们演。说：把干部搞成那个样子！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材料中，有很多反证材料，江青没向毛主席报告，封锁了毛主席。所以，毛主席错信了他们搞的逼、供。周总理不得不委曲求全，有时也得和稀泥。罪证要搞周全，一定要同毛主席、周总理分开。把他们的罪证搞周全才可以教育人民。

   　　2．对罪犯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要让他们认罪伏法，要让他们中有的人能站出来讲真话。比如王洪文、毛远新、张××、汪××，他们要讲真话，对搞清这个案子非常有利，有一个叫××的，是刘少奇同志专案组的组长、彭真同志专案组副组长，知情不少，写了不少材料，这样的人出来很有好处。

   　　彭真插话道：分化瓦解工作很重要。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同王明路线作斗争时，王明很顽固，可是博古、洛甫都站出来了，很有力。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人说，“二月提纲”是修正主义的，我不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而且也没有背着组织搞。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还有康生都知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条方针是原则，是我们党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一定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王明的错误造成我党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敌占区损失百分之百。毛主席说，纠正王明错误路线时，如果博古、洛甫不站起来讲话，问题是解决不了的。1945年“七大”时，我就不想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李立三那时在莫斯科。毛主席动员我们选，讲了分化瓦解的道理。最后我们选了王明。正因为“立三路线”有代表性，我们才选他，结果取得了团结一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能有三分之一的人瓦解出来也好。

   　　胡耀邦接着讲：就是嘛，能瓦解三分之一也好！

   　　起义最有力量！杨得志补充道。

   　　胡耀邦说：分化瓦解不是逼。

   　　胡耀邦接着说：

   　　3．处理要妥善。自始自终不要在生活上搞虐待。要使我们的后代都知道我们对他们是仁慈的。可能有少数群众对我们有意见。群众有意见不要怕。有些人还可以不判。有些人放出来也不要紧。

   　　彭真插话：最近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对我讲，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审干时期讲的，林彪、“四人帮”是阴谋集团，不杀行吗？我说，杀不杀，审查清楚后再说。

   　　胡耀邦又说：我同意彭真同志说的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时间不要限制太死了。同意王鹤寿同志说的这个案子要多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判谁不判谁，书记处定不了，报政治局才能定。彭真同志挂帅，搞传、帮、带，我每次会都参加。

   　　彭真、黄火青、江华插话：要重视证据。

   　　史进前说：这个案子现在要转向做过细的工作。过去没有这样搞。过去定判刑名单，不看证据，只看两片纸，哪能行？取证、起草、预审要统一起来。

   　　彭真最后又讲道：

   　　……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光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所以，不论取证、预审，要一条罪一条罪地查问。“四人帮”好比是一条狼，狼是铜头铁背麻杆腿。不过“四人帮”中间硬，两头软。中间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哪两头软呢？一是毛主席没批示前搞了什么阴谋？比如刘少奇同志的案子，开始向毛主席报告，要立案审查，赶出中南海，毛主席批示不同意。以后他们背着毛主席搞审查、调查，最后搞出材料报毛主席。毛主席的责任是信了，这是好人犯错误，他们是坏人办坏事。所以，他们在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上是诬陷、迫害、逼供。他们逼孟用潜写假材料。孟写完假材料，接着写了二十三份否定材料，他们不用，也不向上反映。毛主席的错误就是一个“信”字。首先要查清毛主席批示前他们搞了什么阴谋；二是查清他们打着毛主席旗号另有布置的事。你们审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我们就是要抓两头。把毛主席的错和他们的罪行分开。

   　　我们过去审干时有一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时把黄寿发也杀了，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延安时期有个黄克功的，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把未婚妻打死了，毛主席批准把他枪毙了。有人说，这么老的同志，不要判死刑吧！毛主席说：那不行！八届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不要张春桥负责，他没这个资格，也不配。所以，你们查证据，搞预审，一个是毛主席批准之前他们搞了些什么阴谋，一个是背着毛主席搞了什么。这么查，就能把事卡死。

   　　我们的工作从哪做起呢？

   　　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讲也不算数。经过调查研究，有什么算什么。只有事实、实践才靠得住。林彪、“四人帮”他们搞专案，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我们不能这样干。一定要注意三条：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全面，三是看本质。全面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全面，二是现实的全面。历史是指这个人一贯表现怎样？中国人非常怪，好的占百分之五十一就是好，坏的占百分之四十九就一切坏。这样大、这样复杂的案件，不从事实出发怎么行。希望你们搞案子的同志，要很好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的观点办事，我们的党的问题就解决了。

   　　要看原始材料。

   　　黄火青同志！你看过原始材料没有？

   　　“没有。”

   　　江华同志你看过没有？

   　　“没有。”

   　　于桑同志你看过没有？

   　　“看了一点儿。”

   　　要有个专门班子看原始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时可以当顾问，必须把好人办错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别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讲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几十年以前的事，谁能看得那样准？有一年在怀仁堂，×××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讲这玩艺。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