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了硝烟和血腥味、让人感到冬冬心跳的作战方案。

   　　因为单从那些枯燥的数字和文字中，你就可以想象到战旗猎猎，车轮滚滚，陆海空三军如北雁南飞，横跨陆海直达南中国的场景。

   　　中国广州，中林彪设计南逃后另立中央的大本营。这个计划准备在1971年9月施行。

   　　1971年7月9日，根据黄永胜、李作鹏的指示，海军拟定了题为《打击蒋匪在东南沿海登陆窜犯的作战方案》。据海军司令部“七•九方案调查组”在后来提供的原件证明，海军将调用各型舰艇×××艘，各型飞机×××架，其中南调舰艇一百艘、飞机八十六架。

   　　几乎与些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会议召开。《空军参谋长会议纪要》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王辉球批准。经调查获悉，有人私自取走一份送给了林立果。

   　　据从周宇驰外逃的直升飞机上查获的材料证明：“纪要”确实将十个航空兵师和刚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定为全国机动作战部队。四个航空兵师和××部队、××部队及一个大队，随时准备支援东南沿海作战……航空兵××部队、××部队、××部队分别进驻惠阳、福州、漳州等地机场。

   　　此外，大批航空兵成师成团地向福建广东等地进驻或机动。

   　　1971年6至9月，经总后从某地调往广州的弹药即达九千七百一十吨……

   　　以上，仅仅是1980年初怀疑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军事政变，进行“北兵南调”分析会议的一小部分材料。参加人员有总参、总后、空军、海军方面的负责人及调查人员。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办公室的领导和各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自从起草起诉书开始，这样的会议已先后召开多次了。

   　　大家在一起集体研究关于《文艺座谈会议纪要》、“二月逆流”、“3•24杨余事件”、“7•20事件”、“北兵南调事件”的来龙去脉、证据性质，已在办案中成为制度。

   　　图们在会上听得十分仔细。他始终保持着将身体前倾的坐姿，总希望离发言人的地方近一点，以防错听每一个字词。

   　　作为一个起诉书的起草者，他的责任是不放过、也不漏过每一条罪证。同时，作为一个执法者，他明白肩上的责任是不错定每条罪证，哪怕是一个细节。法律是维护真理的，它要求在事实把握上有少女情感般的纯度。

   　　在那次“北兵南调”的专题分析会上，图们认真听取了海军提出的理由。海军组织的“七•九方案调查组”是经过详细调查的。他们不仅提出了兵力的调动与林彪南逃广州的计划在时间上相吻合，而且提出了黄、吴、李、邱私自调动兵力的怀疑根据。同时，海军南海的水情、航线、军港方面，也提供了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在南海的近海水域，根本不适宜调集这样大舰队的海洋作战。

   　　种种情况表明，这是林彪南逃广州前集聚军事力量、调集武装实力的罪证。

   　　作为办案人员，立足于这些有力的佐证上，参这次军事行动提出怀疑是不无道理的。据羁罪犯的交代，林立果确实向他们讲述了南逃广州同北京“谈判”的安排。这不就是“谈判”的资本和“法码”吗？

   　　图们没有插话。到会的办公室领导及其他人员也不插话，大家默默地听取各路办案人员的意见。图们特别想听听总参作战部的意见，因为在陆海空三军的调动中，总参作战部是有发言权的。

   　　果然，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是一次冗长的会议。

   　　当阳光从古老的城市消失后，灯光下的讨论仍然是热烈的。凉风渐渐袭来，像是在提醒这些探究者们该休息了，待准备了更多、更全面、更准确的证据时，再继续讨论。

   　　图们深夜才回到家中。老伴在客厅里静静地等他归来。

   　　图们的思绪现在像一艘无锚的船。

   　　他还是在想白天的专题讨论会。作为已见雏形的起诉书，在数次征求意见中，暴露出的问题是对林彪集团搞乱全国、搞乱军队的罪证不足。假若“北兵南调”配合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的罪证成立，这无疑是一件揭示并佐证林彪阴谋集团本质的事实。

   　　但是，据今天总参谋部的调查材料来看，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其一，当时的历史背景创造了全国性兵力调动的契机。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台湾守军有窜犯大陆的企图。当时总参谋部有多起“U2”飞机来大陆侦察的记录。其二，毛泽东、周恩来在当时曾经作出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北兵南调”也可以看成是加强战备工作的一个步骤。

   　　这真是复杂的案件啊！图们好像这时才理解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其“特别重大、相当复杂”的的含义。

   　　重大和复杂在哪里？他现在清楚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谋害毛泽东、分裂国家、武装政变、外逃叛国的特大案件。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曾占据着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一度还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其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主犯，都是利用把持的重要权力搞阴谋破坏，煽动性强，欺骗性大，人们是不易识别的。

   　　自从接案以来，图们深感最为复杂的是，案件发生于全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与党中央领导工作上的严重错误交织在一起，同极“左”路线混杂在一起，还和“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破坏混在一起，上下左右牵涉面很广。

   　　中央对林彪集团开始是作为路线错误、反党问题对待的，七年之后，才明确是反革命集团，这样使集团成员造成错觉，产生抵触。加上原来的审查不彻底，许多证据被销毁，一些问题过七八年，时过境迁，当事人也回忆不清了……

   　　但是，这是难题，也不成其为难题。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面对庄严的法律就会明白，法律赋予现实的责任，就是把这些事件弄个水落石出，以达到正本清源，扶正抑邪。况且，法制的呼唤，人民的等待，也不容每个办案人员有丝毫的马虎和畏缩。每当这时，图们就会被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冲撞，鼓动得热血激荡。

   　　从1979年秋到1980年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准备工作已历时半年有余。

   　　半年多来，为了真正弄清事实的真相，图们专门请示黄玉昆、史进前两位将军。在他们的支持下，派遣于凌宽到河南进一步访问了当时的见证人林立衡。

   　　同时，还专门从外地将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李文普接到北京，了解林彪集团的情况。

   　　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秘书。但是，林彪和叶群在搞阴谋政变中，疑心极重，许多情况对秘书、警卫进行封锁。

   　　不过，根据李文普揭发的叶群与黄、吴、李、邱的联络方式，给打开黄、吴、李、邱紧闭的嘴巴找到了突破口。

   　　1980年1月24日，李文普突然回忆起1966年林彪往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叶群住西大厅时，叶群曾指使中央警卫处处长宋治国诬告、陷害贺龙的情况。当时，他在西大厅看见宋用毛笔写东西，也并没留意。但宋专门补充了一句：叶主任让我写贺龙小手枪的事。不久，这条“罪状”就成为打倒贺龙的理由之一……此事作为叶群受林彪指使陷害老干部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部分罪证。与此同时，证据组发现了林彪集团批判斗争老帅们的大量证据。而这些，正是当年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集团时未涉及的禁区……

   　　图们翻动着不知审视了多少遍的起诉书草稿，他感到他已经逐条逐句地熟记了。

   　　回头来看，起诉书的草稿是在公布的历史材料、审查材料及重新搜集罪证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起诉书按照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列举了同这个集团有关的所有大事件。这样，不管是从材料上还是从气势上，都比过去有所加强。但是，这些材料中，绝大多数是1972年揭发交代的材料。现在，新的材料出现了，旧的问题又开始翻案。

   　　例如，李文普在1980年1月23日就对1972年写的揭发交代进行了更正。他在原揭发交代材料中写道：

   　　“叶群在9月12日晚十点多钟，问我林立衡哪儿去了。我回答：她与刘吉纯去58号楼报告去了。这段话不是事实，当时我交代‘林立衡去56号楼了。’这虽是几个字之差，可责任重大啊。”这类事情，估计在现在证据中还有不少。同时黄、吴、李、邱的罪行证据中，他们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较多，但能证明他们参与或知道《“571工程”世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谋害毛主席的罪证没有查到。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它关系到黄、吴、李、邱的责任和定罪，同时也关系到审判的效果。

   　　1980年1月9日，办公室专门针对这件事列出了要查清的12个问题，由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郝苏组织力量查证。

   　　郝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眼睛极不好，已开始使用老花镜。当办案到这白热化的程度时，劳累已使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白内障，几乎看不清了，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办案。他办案的方法就是坐在那里像座雕像一般，一动不动地听，听到关键处，他会把手在空中劈出一个“停”。然后便有不尽的主意和绝招。

   　　这是一个早年就战斗在我军保卫战线上的老军人。他抗战初期入伍，在延安时期，就在保安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由总政保卫部副部长被发配到西北的青海省军区当副政委，1977年才回到总部工作。他比图们大7岁，而图们则把他当成一个长者和老师。平常两人在一起分析案情较多。

   　　据目前郝苏组织的调查组提供的四份书面报告来看，叶群在1971年8月5日曾从北戴河休假回北京，在京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密谈过，但不是密谋政变；在叶群逃跑后留下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毛主席在他们逃跑前视察南方时谈话的内容，经查证是黄永胜密报的。但这并不能证明黄永胜参与和谋害毛主席；总参还查清了1971年9月10日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但没有送到黄永胜手里。

   　　同时，经查证，在林彪外逃叛国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放飞问题上，李作鹏应负主要责任。

   　　尚无结论的还有八个问题。

   　　待八个问题查清，会是什么结果呢？

   　　图们还是像盼抱孙子那样盼望各方面能够提供出罪与非罪的证据，它不仅需要证据来检验，也需要案犯来检验。据他所知，现在起诉书中每一案犯的罪行，都是从林彪集团的罪行中分离出来的，有人证，有书证和物证，也有同案犯的交代。

   　　取证的标准在人证方面，至少要有两人以上的证明。当然有原始的物证、书证更好，但法庭上最有说服力的佐证是证据与罪犯的供诉相结合。但是，罪犯的心理是复杂的，在前不久对他们的审讯中，他们侥幸的心理是想获得逃脱历史惩罚的机会，而绝不会轻易认帐。

   　　据参加预审的人员反映，最为顽固的是黄永胜。勉强开始交代问题的是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出示证据后方才认帐。多数时候他们还责难预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