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中央书记处拟定了审判的形式和时间。由于时间的确定，无疑给“两案”审判的准备工作增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准备工作办公室从这时开始，又平添了几分急促、紧张的气氛。

   　　审判日期的临近，如同未过门的媳妇马上就要见公婆。是强是弱，是砸是成，一上法庭就要一锤子定音。这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事。共产党人是第一次。

   　　在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这也是重要的一页。它是在书写共产党的历史，肩着十亿人民的重托。一想到这些，几乎没有人不为准备工作担心。

   　　分专题的案情分析会还在继续。“北兵南调”专题讨论，大家各抒已见。

   　　如同海军“七•九方案调查组”一样，空军也对此提出疑点。据案犯鲁珉交代：

   　　“1971年4月份，周宇驰对我讲：有机会对有些部队能调到三南地区比三北地区好……我曾在去饭堂的路上遇到周宇驰，他对我说，空军部署在北方的部队太多，部署在南方的部队太少，南方军区的有些干部对林彪的态度比较好，若有机会调些到南方去。我把周讲的这些话对王飞讲过。”

   　　据吴法宪交代：

   　　“1971年6月中旬，林立果从广州回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传达林彪的意见说：广州空军现在的部队不要北调，广州空军没有轰炸部队，应建立轰炸部队……林立果还说：广东、广西、湖南还可以修一些机场……”

   　　据梁璞1980年1月29日交代：

   　　“1971年陆海空军东南沿海作战计划，是原军委办事组即黄、吴、李、邱组织搞的。他们是否利用这次战备搞阴谋我不清楚，但我觉得也有不正常的地方。”他感到吴法宪对此事异常关心，亲自听了三次汇报。每次都要强调东南沿海的战备。在过去空军拟定其它作战计划时，“从来没有过问这么多。”同时，空军兵力调动，黄、吴、李、邱不上报毛主席而自行批准。空军请求调到东南沿海加强夜间防空的兵力包括一个航空兵大队、两个高炮团、两个导弹营。当时规定，军委办事组按“兵力调动批准权限的规定”可调动团以下的部队。空军这次调动兵力按每个单位都是团以下，但作为同时调动一批兵力却大在超过了一个团……

   　　空军列举了当时种种可疑的迹象。总后提出的证据似乎更有说服力。有记录获悉：此事与林彪事件更有联系。

   　　1971年9月6日，总参作战部电话通知总后军运部铁路运输处：现批准×××部队几个×调动，已告空军急运，……要求9月14日至9月16日发运，20日前全部运到。

   　　此外，九月上旬，总后军运部向南方陆海部队调给干粮共计一百零一万斤。“9•13”前夕上述单位调这么多干粮干什么？

   　　疑点渐渐增多。可谁也拿不出直接可以证实此事就是黄、吴、李、邱为配合林彪南逃广州搞阴谋的罪证。

   　　总参作战部有当时的敌情通报作证。同时有毛主席、周总理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但也拿不出毛主席、周恩来或中央同意“北兵南调”或知晓“北兵南调”的证据。

   　　紧迫、紧张、紧急。除非有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或中央政治局处理或批示此事的原件才可以弄清。这些原件在中南海。但要查阅这些原件，它涉及到党和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在这之前，似乎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也许这就是中国司法工作者们在当时的最大难题。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有一个惯例：属于它的最高核心机密是封存的。

   　　多少年后，笔者有许多涉及到历史的问题难于解决。有人指点迷津仿地告诉我，这些东西在中央档案馆里。而中央档案馆除了“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们进去过，到今天一直是关闭的。许多人常抱怨历史是复杂的，但不知是历史本来就复杂，还是现实复杂了历史……

   　　如同“北兵南调”遇到的难题一样。在林彪1969年发布的“林副统帅第一号令”上，又遇到难题。

   　　早在1969年10月，林彪以中苏代表进行边界问题会谈为由，向全国发布了一道包括“紧急疏散”在内的命令。这道命令贻害了全军，震惊全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被赶出京城。许多老帅在病中都被疏散到外地，连曾统帅过千军万马的朱德元帅也被撤到京广线上的南方城市。许多人几乎失去了自由……

   　　据林彪办公室人员张去生回忆：

   　　1969年3月，发生了中苏边界的珍宝岛事件。我边防部队沉重打击了苏修的入侵。苏修恼羞成怒，当年8月于新疆伊犁边境地区对我实行报复。由于边界形势日趋紧张，中苏两国总理会晤达成协议，双方各派出一个副外长级的代表团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谈判。鉴于苏联入侵捷克的教训，我方对苏联的谈判诚意深感怀疑。为防患于未然，我党中央决定：在苏联代表团来北京前后实施战备体制。10月中旬，中央和首都都采取了必要的疏散措施。毛主席去武汉，林彪去苏州，而总理留守北京，主持日常政务。

   　　10月15日（6）日，林彪叶群去苏州，我作为值班秘书随同前往。到苏州后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即叫我去，让我记下他对黄永胜的几条指示（准备电话传达）。林彪一共计了六条，每一条都是一句话。中心内容是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大意是：一、要防止苏联以10月20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对我实行突然袭击；二、全军各部队要立即实行紧急疏散；三、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四、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五、抓紧国防工业的生产；六、××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林彪作了口授后，让我把记录复述一遍，先给叶群看看，然后用电话传给了北京的黄永胜。

   　　叶群看了以后，征求我对这六条有什么意见。我提出两条：第一，这样大的事，应当请示毛主席；第二，对第六条，即关于××的那一条，应当如些限制词，因为动用核武器不能轻而易举。叶群同意这两条建议，当即让我和她一起去见林彪，请林对这两条加以考虑。叶群把这两条作为她的建议向林彪提出。林彪欣然表示同意。之后，叶群让我把修改过的电话稿重抄，一式两份。一份由她用电话传给黄永胜……当晚七时许（照林、叶定的规矩，林彪口授或批示的东西向外传出之前，一般总要压两个小时以上），我把林彪口授的六条，原原本本地传给了黄永胜。六条之上，并没有任何标题。但在数日后，我在《军委收电》中看到全军普遍贯彻执行的却是《林副统帅的一号令》。林彪让我传的是六条，但部参作战部向各军区传达的是四条……

   　　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公布《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讲：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统帅的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大的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要的预演。”

   　　但据张云生关于“第一号令”的两次交代中，他第一次提到林彪的动机是“害怕苏修利用谈判搞突然袭击，尤其是怕向北京甩原子弹”。这次交代中，他提到叶群当时向林彪说的两点意见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大事要报毛主席，至少要向毛主席‘备案’”。叶并要他在林彪的口述下面加上一句这样的话（大意）：“以上几条，已请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主席指示为准……”后来，“我听叶群讲：汪东兴同志曾给她回过电话，说主席对林的六条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交代是在1972年的7月6日。第二次补充了“六条之上，并没有任何标题。”

   　　据证据组掌握的情况，总参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在1969年10月18日晚十一点多钟被军委办事组叫去，当时在黄、吴、李、邱、李德生和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等在场，黄拿个单子向他传达，他记录了内容。完毕，黄说：你去传达吧。他问怎么传达？黄说用电话和军区首长说说。

   　　阎仲川到作战值班室，同作战部一起拟了电话稿。因为这是前指上山后第一次下达的东西，就从号编起，搞了一个“第一号令”。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办公室，上下经过长时间调查，根据现有材料初步得出的几种情况：

   　　其一，林彪的“第一号令”是在中央不知道的情况下产生、传达的。1969年10月18日下午三时左右，林彪向秘书张云生口授所谓防备苏修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张按林的旨意于七时左右传达给在京的黄永胜。当晚黄在军委办事组传达给“前指”负责人阎仲川，由阎编为“第一号令”下发全军。后中央追查“第一号令”事，黄、吴、李、邱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欺上瞒下。从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一情节看，中央事先是不知道的。

   　　其二，“第一号令”四个字是阎仲川独自编就的，林、叶、黄、吴、李、邱均不知道以“第一号令”名义下发全军。

   　　其三，“第一号令”是否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尚缺少直接证据，需查清两个问题后才能最后结论：（1）林彪口授秘书六条“指示”后，是否报告了毛主席？张云生揭发交代，林向他口授后，叶群提出应报毛主席，林彪同意；张向黄传达的同时，叶电话告汪东兴转报主席，汪回电话说主席没有不同意见。但从事后中央追查来看，主席似不知道，究竟如何？需汪东兴说明证实。（2）林彪给黄永胜六条“指示”的动机是“神经质地害怕苏修利用边界谈判搞突然袭击，尤其是怕向北京甩原子弹”。张是为林掩盖真意，还是交代了一些表象？林彪一伙的动机、目的究竟是什么，需要黄、吴、李、邱进一步交代。

   　　前面两种还是好处理了，但后者则又是一道难题。要黄、吴、李、邱进一步交代虽难，还是可以做到了。但要向汪东兴取证——把一个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推到证人的位置上，却是前所未有过。试想，警卫森严的红墙大院，资历高深的国家要人……并非有法律规定领导人物不可以作证，但自古以来取证人员在那红墙大院前望而止步似乎已约定俗成。况且这又属于党和军队及最高领导人的机密事项。没有中央点头，组织出面，要想取证是不可能的……

   　　四五月的季节是大自然的花期。在这内陆城市的北京，许多事情就像花蕾在久已等待的季节于一夜之间不约而同地开放一样，诸如“北兵南调”、“第一号令”之类的“悬案”，在林彪案中竞相“展苞”了。但重重的疑点和难题使许多人在当时听到“审判”二字就感到一阵紧张发憷。

   　　多少年后，许多人还记得当时还有以下“悬案”未拿到有罪的证据——

   　　在江青一伙利用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的时期，黄、吴、李、邱在林彪的指使下以军委办事组代替了中央军委。

   　　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它是怎样成为中央文件、成为政治路线的？

   　　林彪的“5•18”、“3•20”、“8•9”等几次煸动性讲话的炮制过程和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