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是在押案犯心情复杂的日子。

   　　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审查认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触犯刑律，并决定审判起，至1980年6月，已一年有余。

   　　一年多来，审判准备工作已完成了“准备”议程。在这一准备阶段，所有在押案犯都已经历了数次预审。

   　　但是，几乎所有案犯都还不知这是在为对他们的起诉作准备。

   　　1979年初，黄、吴、李、邱接到中央来人向他们宣布对案件重新审查的通知。他们还一直沉溺于审查后的某种“希望”里。所有的推卸责任、知情不说、上转下卸都是为了“那一天”的来临。

   　　时间上的那一天是永恒的。但对那一天所希望的内容是绝然不同的。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准备工作办公室预审组也在盼望着那一天来临。

   　　这时，时间仿佛成了某种有形的东西。他们盼望正式向案犯们亮出“牌子”，以便用法律的程序一试身手。

   　　在此之前，办公室向“两案”领导小组呈送了对案犯亮出“牌子”的请示报告。但由于时机没有成熟，预审工作处于“绕圈子”的状态。

   　　6月14日、17日，彭真在百忙之中坐下来专门听取林彪案的主要成员预审情况后，那一天到来的脚步似乎加快了。

   　　其实，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全面情况汇报时，“两头抓麻杆”的方针已成为预审、取证、起诉的一网一纲。他听完对林彪集团成员的预审情况后，把目光投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成千上万干部和群众，无中生有，巧立罪名的罪行上，感到预审工作是一个重要环节。当即指示要适时进入法律程序，从案犯中打破突破口。

   　　林彪案办公室专门组织各案犯预审人员的座谈会，明确抓住他们“决定的、确凿的”罪行预审，以及采取政策教育和出示证据相结合的步骤。先让案犯改变态度，至少把已掌握的罪行通过他们自己的供述验证一次，然后亮出“牌子”，扩大战果。

   　　最初得知这些代表国家在行使法律职权的是总政保卫部管辖的案犯，并不是林彪集团的“大头目”或“二掌柜”。

   　　6月18日，原空×军政委陈励耘，正在秦城监狱的监号里感受着那漫长的规律的监中生活。他没想到，这一天将要发生一点什么。

   　　自从中央派出人员向他宣布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其实提审他并不多）时，他想，多数问题在过去都有交代，提审他也无非是核证或重新回顾而已。这并不影响他的脑力和体力。在狱中唯一打发时光的办法就是看报和读书。

   　　能让他们看报读书，这是他十分感激的。至少，让他感到生命不会静止，时间也在流动，而且灵魂还可以飞出大墙去世界上到处周游。

   　　多少年后，他还能回忆起当时等报换书的感情是独特的、兴奋的。

   　　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后，他又仔细回忆当时的情况和羁押后的交代，这位被林立果封为“杭州方面的指挥官”在“9•13”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

   　　“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一○飞机等。”

   　　现在细想起来，这段编造的情节不仅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而且只会给他加重罪名。

   　　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

   　　说明了这个问题后，他心里轻松了许多。重新审查迄今还没有结果。他想从新的一天的报纸上了解一点什么东西。新报纸没到，他又拿起昨天的旧报纸去看那些已看过数遍的东西。

   　　这时，他被带进预审室。

   　　预审人员已等待多时了。他从他们面前茶杯里的水已没什么热气可以判定这一点。

   　　自从入狱之后，人们注意着他的一言一行，他也学会了观察分析周围的一切。

   　　今天，他感到不是一般的提审，预审人员庄重的表情告诉他有点什么新的事儿要发生。

   　　果然，一位曾提审过他的人向他宣布：中央已正式决定把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交由军队处理。从今天开始，由总政治部保卫部对你进行预审。

   　　陈励耘听到这个决定后脑子里马上开始了运转：

   　　从中央交回军队处理是升级还是降格？是从轻还是从宽？是我一个人还是全体？

   　　甚至连宣布的人向他提出要求、进行认罪教育的话他都没有听清楚，便重复起那几句他已背熟的话：

   　　我陷入林彪事件，是有罪的，愿意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怎样处理，那是党和国家的事情，我不应该考虑！

   　　6月19日，江腾蛟突然接到以总政保卫部名义的预审通知。江腾蛟当场表态要“继续革命”，并保证要彻底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罪行。

   　　6月23日，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空×军原政委王维国也同时接受了这样名义的预审。

   　　6月24日，空×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李伟信在接受总政治部保卫部的预审时说：

   　　“过去对自己的罪行已作过多次交代，交代的犯罪事实都是对的，但在某些情节上不很准确，也作过更正和说明。这不影响我的罪……我受审查后，有病组织上给治好了，还给配了眼镜，感谢组织上的关怀。组织上给任何处理，自己都服从，希望能早点处理。”

   　　在羁押的案犯中，王飞在不久后发生的一段戏剧性变化，似乎在为这段历史增添一段新的插曲……但所有的人似乎没有考虑到总政保卫部的预审意味着什么，能早点处理是他们共同的期待。那时，还没有流行这支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可是，大墙外面吹进来的风，无疑是清新的。从羁押到现在，隔离就隔了九年，这是一段难于评述的日子。

   　　与这些“小舰队”的成员相比，黄永胜似乎比昔日的“部下”得知自己正属于总政保卫部门预审的消息要晚一些。

   　　自从1979年冬，总政治部保卫部同黄永胜接触以来，黄永胜几乎没有交代出什么问题。

   　　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他试图把它划归为路线问题。如果仅限于“路线”问题上的错误，他坚信既然有“三十年河东”，就有“三十年河西”。

   　　到1980年的4月中旬至5月下旬，先后十一次讯问其迫害贺龙同志的情况。

   　　1968年5月23日，贺龙专案组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打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贺龙的早诉信问题：

   　　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从去年十一月份陆续转来贺龙写给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写给总理的七封信，以及薛明写给总理的一封信，现一并呈上，请首长阅示。

   　　过去，这种信转来后如何处理，上级没有具体明确过，所以我们收到以后都已拆阅。今后像这种信我们收到后如何处理，顺请首长给予指示。

   　　黄永胜接到这份请示后，当即作了批示：

   　　“建议这些应存贺龙专案组。今后给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的亲启信不得拆阅，封存专案组，待后处理。”

   　　除叶群发烧，不能批阅外，吴法宪、李作鹏均按以上批示画圈。

   　　同时，黄永胜在对贺龙专案组人员讲话中，大肆鼓动说：

   　　“贺案很重要，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案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猛打穷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这份讲话记录是从原贺龙专案组工作人员张文普的记录本上摘抄的。

   　　但是，黄永胜一直矢口否认，僵持不下。

   　　预审人员向他出示了1968年4月18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接见“二办”人员讲话时诬陷贺龙同志的记录。黄永胜才像泄了气的皮球。镇定之后，他便开始托辞：

   　　“这个讲话是我讲的呀，我也是像鹦哥一样学人家的呀。”

   　　次日，他在看“预审记录”时，又加以注释：

   　　“如果我确实讲过这些话，那是反动的，是罪行……我那三句话是真讲了。……那当然是恶毒的，那是对贺老总的诬蔑，份量也是很重的。”

   　　但他话锋一转：

   　　“我在北京三年半，确确实实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些东西也不是我编造的，是人家给我提供的。1966年不止一次，而是郑重其事的，他把贺老总说得那么一团糟，我不受影响啊？1968年4月18日我不是有个讲话嘛！那几句话版权也不是我的，贺老总的历史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讲呢？那是人家打招呼讲的。两位领导同志打了招呼，第一次偷偷摸摸的，第二次是会议形式。”

   　　说起批准扣压贺龙元帅写的八封申诉信时，他又把这笔账推给了别人。并说出了一大串名字，有生者，有死者，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

   　　这是黄永胜在提审中间的惯用办法。

   　　林彪外逃后不久，他就告诉同伙，把责任推给林彪。除了推给死者，他还上推下卸。

   　　多少年后，当起诉书的起草者们谈起分析证据和口供的真伪是，他们只说：

   　　“那个难度和复杂啊……”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1980年6月1日，这是孩子们的节日。当天安门广场上孩子们抬着鲜花缓缓走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黄永胜坐在审讯室里仿佛感受到这一天的不同气息。

   　　当预审人员审问起他在广州军区制造文（年生）、郭（成柱）、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反革命冤案的问题时，他的态度出现了空前的缓和。

   　　预审人员话音刚落，黄永胜便说：

   　　“审查广东地下党这件事，我印象深，是我唱主角。本来我对广东地下党情况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听人家说广东地下党很不纯，我听风是雨，就搞了这个事情，看来是关心党的纯洁，实际上是拿了一条棍子，打了一大批，人数很多；这件事办得很蠢，结果是很坏的。”

   　　当问到具体审理过程和审查过哪些人时，黄永胜摸着头皮想了许久，才说：

   　　“审查过陈青山、邬强、王作尧等。具体情况记不起来了。可找原保卫部长赵国楠或张展东，由他们负责组织过专门班子。总之，这个问题我唱的是主角戏，我的责任是跑不了的。”

   　　黄永胜这样主动地交代，这还是预审以来第一次。

   　　可大伙一分析，便知道了黄永胜这一次主动交代是缘于他在看报时，看到《人民日报》上有篇文章已讲到他与这个案件的直接关系。他明知逃脱不了，便先入为主。

   　　果然，在谈完这个问题不久，黄永胜道：

   　　“1978年《人民日报》登过一篇文章，内容说是林彪死党黄永胜搞的审查广东地下党问题。点名是应该的，因为伤害了广东的老同志。”

   　　对于黄永胜的态度缓和，预审人员始料未及。

   　　假若再涉及到其它问题时，他会进一步缓和吗？预审人员似乎更了解黄永胜。他们为下次预审的内容准备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