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随着那场突如其来的秋雨的到来，把八月的北京洗刷一新。

   　　那是北京东北角钟鼓楼上的钟声，秋雨潮润的空气凝固并覆盖了钟颈上的热尘。一阵漫不经心的风像不经心的子孩儿抚弄着这古老的钟鼓楼。饱经风霜的铜钟发出了自鸣声，深沉而又洪亮，像翻江倒海的水，从空中漫过北京城。

   　　北京天安门前的那片开阔地，毛主席纪念堂在那浑厚的钟声中渐渐拔地而起。古老的门楼，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沉稳的人民大会堂，使那片开阔地上的庄严和肃穆留在了人民的心间。

   　　对世界而言，来自中国的许多新闻，似乎都与这古老的城市和那片开阔地联系着。那滚滚而来的钟声像是某种序曲在提醒全世界的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的人们注意，在那场突如其来的秋雨到来前夕，一位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官员，在这片开阔地上的一栋建筑物里发布消息：

   　　“今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程序，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审判！”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记者哈里森•索渔尔兹伯里。

   　　这是一个颇有神通的记者。他是记者，也是美国的文学艺术学会主席，现为全美作家协会主席。从1972年之后，他先后五次访华，是个对中国颇感兴趣的记者和作家。

   　　几次来访之后，他写了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业绩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使他五年之后在中国的声誉大增。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中国解放的那一年，曾是驻莫斯科的记者，他著的《列宁格勒被困900天》，使人看得出他与共产党人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同他握手，然后，向他透露：这次审判将严格按法律进行，但由于涉及到许多国家机密，所以将在内部进行。至于哪些情况将公布于众，将由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会来决定。

   　　至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已再不是一件悄悄进行的事情了。

   　　多少年后，我们再仔细回味李先念的这次谈话，首先可以断定，中央书记处在1980年3月召开的关于审判事宜的内容，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的李先念是知道的。而且内容没变，原定六、七月份的审判，现在已放到今年秋季，即把审判推迟到人大会议之后。

   　　现在，时间可以给人这样一点设想：关于推迟的原因，一是可能准备不足；二是可能因为人大会议的冲击；或者兼而有之。

   　　实际上，按原定时间准备不足的可能性较大。李先念在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将在充分尊重法律的情况下审判这些人——尽管“实际上由于他们犯下的大量罪行性质之严重，我们想给他们定什么罪都行。”

   　　这句话令西方人回味。

   　　这句话也令审判准备机构思索，至少应该加紧审判准备工作的进度。

   　　截止7月初，审判准备工作的确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么简单和顺利。

   　　预审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起诉书对许多罪与非罪难于确定，还有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待定，这一切都对取证工作提出了迅速、准确、紧迫的要求。

   　　当年，林彪、江青一伙仅仅依靠一些道听途说或才伪证、假证甚或有时毫无证据即可把一个国家主席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将一批老帅打成大军阀、大叛徒。吴法宪随意编造了所谓“刘亚楼将军的遗言”，在毫无旁证的情况下，威逼刘亚楼将军的孀签字，这便成了打倒罗瑞卿的证据……这已是过去的时代。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要成为依法办案的范例，这就要求审判要实事求是，依靠证据说话。而这些证据必须是原始的证据，包括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录音、纪录片等原始书证、物证，以及证人证言、受害人证词等。

   　　但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都是有斗争经验的，况且他们进行的是阴谋活动，手段极其诡秘，有的是找个别人面授机宜，有的使用的是代号。

   　　震惊中外的《“571工程”纪要》在“9•13”之后，起初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工程的名称。在空军学院林立果据点的茶几上的小本上，就记录着其中的内容，是“小舰队”一伙逃跑时丢下的。

   　　开始，有人翻了翻，也看不懂，就保持原状把这个据点封了。

   　　直到李伟信被抓获后交代有一个谋害毛主席的《“571工程”经要》，才找来这个记录慢慢看。

   　　其实，成文的罪证已被林彪一伙逃跑时带走了一些。林彪、江青一伙的犯罪都是高层人物犯罪，有关文件和材料已在林彪机毁人亡中随之烧毁，黄、吴、李、邱在羁押前又销毁了大量罪证。

   　　许多见证人随着九年的风云变幻，已遍及各地，不易查找，甚至有的已病故。由案犯各单位收集的罪证中，有的还是大字报、小字报、传单和不全面的交代。

   　　现在看来，取证工作的确已成为一个大难题。连平日沉稳的彭真也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取证工作上，同大家一起形容取证工作。他在室内不安地蹁着步子，有时激动地指示大家：你们要出去，坐在家里是弄不出证据来的！

   　　当古城上空的钟声，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一号楼的窗口飘荡时，伍修权、黄玉昆、史进前三位老将军正在思考着取证的问题。最后，史进前副主任亲自来抓取证工作。

   　　一个个取证组分赴全国各地；

   　　一批批案犯的秘书、司机、警卫员等被请到北京对证或准备证言；

   　　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大家在一起研究线索，用心血去捕捉明天的新证。史进前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办案人员在浩繁芜杂、数量惊人的案卷材料查阅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有关少奇同志的材料”，上面有“雷英夫”的签名及日期。这就是1966年8月林彪批给江青，经江青圈阅的诬蔑刘少奇的材料原件，也是林、江勾结制造全国最大冤案的一个罪证。

   　　但这份诬蔑材料是怎么出笼的呢？办案人员还得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它的来源。

   　　细心的办案人员对这份材料作笔迹鉴定，发现正文不是雷的笔迹。全文共九页，前后字迹不同。大家对字迹进行了反复辩认。具有过目不忘能力的取证人员，突然想起他见过林彪办公室一位秘书的交代材料上的字与这字体相同，找来那位秘书的字进行对照鉴定，果然没错。办案人员找到那位秘书，此人证实了1966年8月13日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来找叶群，叶群拿了一份材料让他誊抄。他抄了两页，另一个工作人员抄了七页。叶群让雷英夫在材料上签了字。这就是雷英夫写的诬诌刘少奇的材料。这个秘书为此写了证词。

   　　按理说，这个证词即可有法律效力。但办案人员感到，这还不是最原始的证据，必须顺藤摸瓜找到这个材料出笼的原始证据。

   　　这件事，使办案人员费了不少脑筋。长期在第一线指挥的史进前副主任却因此产生联想，他想起了那个雷英夫。最近，他总是来总政“两案”办公室寻找他的五本笔记本，这五本笔记本是过去办案中收来的。雷在这么多年过去后寻找五本笔记本做什么？笔记本上记的什么呢？此事已过去了十多年，“四人帮”也曾插手过这个案子，而雷英夫对笔记本上记的东西一字不说，对此事讳莫如深。

   　　凭着办案的经验，史进前感到这些笔记本中肯定有问题。他给办案人员指出一条路：从笔记本上找！

   　　五本笔记本在哪里呢？

   　　办案人员查阅了大量案件及案卷整理的材料，查出那五本笔记本曾报送到一个领导同志那里。后来，这位领导同志也被抄家，笔记本被吴法宪拿走。

   　　这样，办案人员又不得不把注意力跟踪到监狱中的吴法宪身上。立即提审吴法宪。

   　　吴法宪听说此事后，像得了偏头痛似的。歪着头想了半天，丢下一句话：想不起来。

   　　此事也不能说吴法宪是在装疯卖傻，这伙人一生中类似事情做得太多，五本笔记本在他心目中可能是没有印象了。但正当办案人员心急如火时，吴法宪又想起来了，说：“送给了林彪。”

   　　“9•13”后，在林彪住处查获的许多材料，几经折腾，辗转移交，案卷就有几千宗，笔记本在哪个案卷里呢？

   　　查！办案人员下了决心，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毛泽东讲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有人说我们办案人员的查证办法“笨”，可奇迹往往就在“笨”中产生。他们一卷一卷地翻，一件一件地查。

   　　后来，在一份报告上见到那曾提到的五本笔记本。查证人员又找到这个报告的起草人，经起草人回忆，终于找到了五本笔记本。

   　　那是五本收藏着许多秘密笔记本。

   　　在一本笔记本上，雷英夫还记载着林彪、叶群给他谈话记录的原文：

   　　叶群说

   　　1966年8月11日——12日

   　　1、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中，少奇约她去谈罗的问题。叶说了一半，刘就不听了。并说：“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他的材料不能相信。”林总说，这实际上是说他。

   　　2、杭州会议上，少奇对彭、罗案就有态度，说“我不了解情况，没有意见”。

   　　3、彭真说，召开有关罗的会议时所定的清远见戒律，都是事前请示过少奇的。

   　　……

   　　一共十三条。叶群的谈话中，不仅涉及到刘少奇，还牵涉到彭真、薄一波、王光美、安子文、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苏振华、罗荣桓、贺龙等。

   　　叶群谈到最后说：以上是“一○一”要他告诉我的。并说以后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林总不要有任何顾虑，打电话也好，来见也好，特别有大的动向时，务必要告林。

   　　下面便就是雷的笔记记载此事的延伸的过程：

   　　1966年8月13日，林总决定把雷写的几个材料转给文化革命小组。

   　　8月14日，林总处。

   　　1、写材料，林总说用雷写给林和主席的信的形式批转主席，这样更政治化些。

   　　……

   　　无疑，刘少奇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一些罪证被打倒，最后含冤死去的。

   　　这份原始记录不仅展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用心，成为查实林彪、江青勾结诬蔑刘少奇的证据之一，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在毛泽东晚年的处境和这些阴谋家的脸谱。

   　　毛泽东在1966年的长江边独立寒秋，在潮湿的雾雨中写下：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这是一份充满血和泪的证据。也是办案人员用心血和汗水换回的证据。看到历史在自己手恢复了原来的面目，还有什么比这项工作更充满甘霖般的醇香呢？

   　　在1980年那洪钟震人魂魄的日子里，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的各组，都在等待着从各单位抽来的政治上可靠、业务能力强的十四个人的消息。

   　　根据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80年7月，中央办公厅专门下达了一份文件。中共中央批准“两案”审判办公室为实事求事办案，可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档案馆及中央政法机关等有关单位查阅有关文件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