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西下，已把沸腾和紧张隐藏在无声的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突然有了生气。

   　　晚饭后，昔日那沉闷的房间，有了串门人的叩门声。这是自办公室进驻四个多月后的头一次。办案人员走出闷热的房间，不时还有一两句五音不全的地方小调清晰可闻。

   　　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办公室办案人员难得的时辰。几乎同时，林彪和江青案的侦察预审阶段告一段落，取证工作也传来佳音。

   　　现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底细已全部摸清，人赃俱在。

   　　正当人民大会堂里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组织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两个案件办公室的负责人逐一核实案犯罪证的时，所有取证、预审、起诉人员如同分娩后的母亲们，终于有了这一丝喘息的机会。

   　　可是有这样的喘息机会，他们又感到时间突然变得漫长了。该给老婆、孩子和家里写个信或打个电话，但不知为什么，多数人像失去了这份兴趣。据一位心理学家分析，从事执法工作的男人，几乎每个人后面都有个放心的贤内助。贤内助们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难怪大伙这样放心。不过，也有那么几个年轻人把注意办转移到家中或娇妻身上去，他们都被老办案人员列入了“新兵”行列。

   　　闲下来咋办？办公室领导让大家抓紧休息，但休息不是大伙最感兴趣的事情。还有扑克、棋类，大家也早已同这些玩艺绝缘了，好像这些东西只会耽误事情。那只有串串门了，而串门没别的事情，话题转眼又回到案子上去了。

   　　在西直门招待所的一、二、三号楼，清一色的办案人员聚在一起，此时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审判的问题。这是接下来就要面临的工作。

   　　在这之前，林彪案办公室已接到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决定，鉴于侦察结果，这一次审判只起诉十名主犯，各个集团的一般成员，交给各单位的司法机关处理。这即是说，十名主犯将林彪、江青集团几十名成员中按罪行程度挑出，同时照顾“两案”平衡，一案五个人。江青一伙中康生、谢富治已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再加上在两个案子中都擦边的陈伯达，一共五人受审。林彪集团中林彪、叶群等在外逃中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四员大将”黄、吴、李、邱自然首当其冲。鉴于在侦察中没有发现“四员大将”与林彪制造《“571工程”纪要》谋害毛主席和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有关的罪证，那就要从承担这一罪行的“小舰队”中定一主要人物同“四员大将”一同受审，这一主要人物便是江腾蛟。

   　　受审人员已定，怎么来审还未决定。大家的话题从这儿开始的。

   　　一案起诉，一案判决。这是一种意见。侦察结果表明，林彪、江青一伙是一个联盟。林彪、江青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开始勾结，尽管他们有矛盾，但在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上一致的，矛盾只是在分赃上。提出一案起诉，一案判决自然有其中的道理。

   　　两案起诉，两案判决。这又是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同前者把两个集团看成一个联盟没有分歧，但既然有两个集团就应两案判决，因为黄、吴、李、邱、江都是军队中的成员，应当由军事法庭来判决。

   　　还有一种新的提法是，三案起诉，三案判决。

   　　这一提法便引出了新的意见。因为两案起诉，两案判决必将造成陈伯达这个擦边球两不着落。也许陈伯达命该如此。当初他投靠江青后，在江青那里渐渐失宠；又投靠林彪，结果在林彪这里也没有被完全当成“自己人”。倘若如此，不如三案起诉，三案判决，把陈伯达单列。

   　　百人百见。还有人提出，干脆审判罪行后，不判刑，关他们一辈子。

   　　这是一个超出常规的想法。但既然说出来了，就是一种意见。或许，这种意见的价值不在它本身。有人有多少年后谈起，尽管这是一种意见，但在“文化大革命”出口成灾的年月，是没人敢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它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意义。

   　　依照法律办案，依靠的是群众智慧。后来，当中央正式征求审判意见时，林彪案办公室就将以上几条报给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

   　　研究审判形式时，大家也在思索审判的时间。回眸近年中国发生的转机，审判时间自然像一个从遥远月球高速飞旋而来的东西，似乎就要瞬间即至了。

   　　究竟何时审判？关心的还不只是中国人。

   　　1980年8月16日，美联社记者格雷厄姆从北京发回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讲，无疑是令人惊诧的。格雷厄姆引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巨幅画像将拿走，只是在重要的节日里才让这些伟人的画像露面。

   　　关于这些画像的消息，格雷厄姆在提问题时是得到回答的。他认为这是中国对个别领导人（记者注：包括已故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为破除个人迷信而作出的进一步努力。

   　　格雷厄姆无疑是一个敏感的记者。他像某种感应的载体从远距核心的外在形式，看到中央内部的巨大骚动。在半个月之前，中共中央书记处曾签发了一份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它指出“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流毒”，并对有关行为进行了制止。

   　　这份文件尽管背景文字模糊，但在第四条款中还是点名提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其他领导人像和题词也按同样原则处理。毛主席像章要尽量收回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

   　　把毛主席像章回收利用，这事是发生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挥手于红旗、语录交织的血色海洋的十多之后。十多年前，则发生过无数起因用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当包装材料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冤案。那么，今天这则新闻则太有意义了。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事，是贯穿两个时代的一条历史长缆。尽管在这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把毛主席像章作为最珍稀的礼品向表情难以捉摸的老处们敬赠；尽管在这之后曾有些洋妞洋小伙子们在北京街头以八十美元的高价把这些未回收的东西大肆收购，但这无非是一种政治需要向一种文化审美的移交。在这移交的一瞬间，谁能否认这是中国时代的新生呢？！

   　　十多年前，正当毛泽东那双大手如同气功大师一样挥舞的时候，中国上下似乎全都“入定”了。也许，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境界，一种奇妙的感受。但他们忽略了有那么一个人，一个大胡子先生，一个叫做卡尔•马克思的巨人，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对这一情景得以预见，他评述着这一切，不知是在告诫还是在嘲笑。他那段评述就在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书架上：归根到底小农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边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是啊，大胡子先生窥视出东方这个农业大国的内在秘密。那赤日炎炎的黄土地上裸背祈雨的农人，那黑夜里敲梆祈日的乡亲，这一切似乎都是对他辛勤观察和思考的印证。

   　　历史就是这样，几千年的中国历来如此。

   　　假若允许把历史从后向前看，林彪无疑是个无师自通的人。正当中华民族摆脱封建桎梏，开始尝试民主、自由，尝试“集体领导”等等一切先进文明的时候，他却提出了“最最最”，“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几千年只出一个”，“天才论”，“顶峰论”。正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把自己比作中国古代神论中的“钟馗”之时，林彪却获得了借助这个“门神”打倒一切的机会。此时，让我们再调转视角去倾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的那片红色世界，鼻息间不知是否有一股血腥味随风飘来……

   　　时代的划分在1978年底的那个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重新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高级军官们时说：思想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同年十一月，邓小平提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提出他久已思索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在改革的内容中，他汲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和党中央历史上的错误，冲出传统的攀笼，首先一条就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

   　　他认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妨碍了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历过苦难之后，中央领导人再次把“民主”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1946年7月黄炎培作为民主人士访问延安。他的疑问同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在那个不眠之夜苦思的问题，在那个破窑洞里竟不期而遇。“历代王朝几经更迭，其兴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有没有找到能跳出这一恶性周期率的办法？”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找到了，那就是——民主！

   　　中国人对民主经历过渴望、痛心、苏醒又麻木的历史。重新提起它，似乎需要一种强刺激。

   　　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批准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陈云、王震、包括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辞去政府部门的职务。

   　　关于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李先念在同索尔兹伯里谈话时已吹出了风。至此，让这些人物在政府部门辞职，同时不变化在党内的权力，这正是邓小平恢复集体领导的一部分。

   　　接着，华国锋被授权在民主协商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中国现代大事中的一个分水岭。

   　　果然，会议一召开便传出许多新闻。历来被看成庄严沉稳的大会，第一次走进了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还有一个变化的迹象是，在一向被七、八十岁的老前辈和高级官员占据的大会主席团里，选进了少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其中有身穿华丽的蓝色民族服装的蒙族青年，有来自海南岛的黎族妇女，还有天主教的主教。

   　　仿佛是为了证实中央的决心，不迟不早，就在人大以前，中央宣布了对“渤海二号灾难事件”的制裁，失职大员石油部长宋振明成为多少年来第一个遭到制裁的高级官员。同时，给主管能源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一次。

   　　在这之前，中央对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进行了较猛烈的抨击，指出他在负责山西省昔阳县农业生产时弄虚作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