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北京一个普通的下午。

   　　天空看不出是高是低，阴沉中夹着西伯利亚的寒流从城市的东北方向悄悄侵入，风不大，却很冷。街上比平日多出几倍的警察放下了皮帽耳，平常他们感到累赘的宽牛皮腰带现在扎在军大衣上很威武。行人穿着厚厚的棉衣从他们面前匆匆而过。细风卷起尘土和雪粉呈一条条飘渺不定的活龙状，很快穿过马路，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离北京饭店不远，几辆垂挂窗帘的黑色小轿车，沿着饭店对面一条叫正义路的街道，蜿蜒向前驶去。

   　　道路旁是一栋装饰华美的大厦，西边广场上毛主席纪念堂还飘散着未干油漆的气味。

   　　小轿车悄悄转弯，路边增添的交通警指挥自行车让出一道缝隙使轿车穿过，拐入一座灰夸拱顶门道。那两扇沉重的大铁打开的次数是数得清的。这所僻静的院子在都市中心显得很特别。这里就是北京正义路甲一与，它是公安部的一部分。

   　　先是有五名男子，接着是随车队几乎同时赶到的四男一女，大部分身穿卡其布军装，但没佩带现役军人的红领章，从车子里摇摇晃晃地钻出来，像驯顺的山羊似的，被人带上礼堂入口处的石台阶。他们边走边用那常人般的神态观看这里的一切，因为只有人在被人看的时候才会低着头用眼睛的余光扫瞄。估计他们看到了远处的流动哨，身着便服的组织人员和一块空旷地带上数不清的轿车汇成的钢铁世界。这使他们的脚步放慢，近乎小心翼翼。

   　　这一天是1980年11月20日。历史注定这是不平凡的一串数字。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记得，这一天同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必然。就在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受到控告的纳粹法西斯战犯在德国的纽伦堡一座庄严的法庭上受审；三十五后的今天，中国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也在接受审判。

   　　在国家公安部机关礼堂主席台上，专门铺上了一块绿色的小地毯；主席台中央的幕布上，挂着一个特制的大国徽，国徽下呈台阶式地摆着包厢状的六十个座位。

   　　现在，让我们顺着国徽下的那条中轴线向前看，凭眼睛的余光可见与检察官和法官座位呈八字形在墙边还有两排座位，桌上的牌子标明右边的辩护人，左边的是书记员。

   　　这仿佛是一个特制的大舞台，摆满这么多座位，从法庭庭长和检察厅厅长脚下到乐池之间还有一块近二十平方米的空间。那块发光的绿地毯出现在这块空地上显得很对洁。

   　　顺着绿地毯把目光向前伸展，乐池便成为如同楚河汉界般的地域。跨过乐池，在地势略低的地方，有一排如同大学饭堂窗口的钢管焊的铁架子，架子分成十格，三面有护栏，每个格里摆着一把木椅子。再往下跨一个台阶，便是近千个观众席位。

   　　此时，礼堂里的沸腾声随着两次警铃声，已渐渐平息。第二次警铃声后，法官、检察官员鱼贯而入。显然在这之前已演习过，他们熟悉地找到座位，然后坐定，台下的观众开始屏住呼吸，不管是老干部还是年轻公务人员，都瞪大眼睛等着这百年不遇的时刻来临。

   　　这时，书记员和五名辩护律师也各就各位，他们身后的摄像人员已打开机盖。

   　　法庭庭长和检察厅厅长的席位只有一步之隔。江华和黄火青都坐在各自方阵的首席。他俩同时用目光把台前台上扫视了一番，然后目光相遇。这大概是下午二时五十五分。这时，偌大的礼堂内，只听见咽口水和压仰呼吸的声息。

   　　二时五十六分，书记员郭志文用调整到最佳程度的普通话向江华报告：

   　　“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江华的眼睛向摄影机的镜头望了望。他知道，在这个镜头连接的另一间电视监视室里，有二十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等候这一时刻来临。

   　　“现在开庭！”

   　　江华的声音老诚厚重。这位瑶族人的后代，从1929年前开始，曾担任中共萍乡县委秘书、红四军前委秘书、福建省军委常委、红五军团政委、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东分局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杭州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等职。早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就任候补委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很高的威望。

   　　他的声音给法庭带来肃穆的气氛。稍有停顿，他宣布：

   　　“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书记员已将提票交给严阵以待的值班法警，法警旋即把被告人王洪文提押到被告席上站立。这一过程似乎太迅速，迅速得当十名被告依次带到席位上后，观众还不满足。

   　　十名被告站在被告席上片刻，便开始四下张望，但除了站在右侧的江腾蛟和左侧的陈伯达能半侧着头望望目所能及的观众之外，其他中间的被告只能面对审判台。

   　　江青和黄永胜都在各自一伙的第一位。两人都在中间。他俩目光碰了碰，没有表情。

   　　江青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捋了捋头发，那是一头整齐乌黑油亮的头发。多少年来有关假发的传说，现在可以休矣。哪个假发厂也制造不出这样十全十美的头发，江青在生活上很会保养自己，每天炖八只鸡，只取鸡汁来饮用，这给她的面色和发泽带来了青春。

   　　她那一头梳得整齐的头发闪闪发光，在显露出顽固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不知她有幸回一与人斗的舞台是否还会感到自豪和自信，据说在报纸上把王洪文排到她前面时，她曾大发雷霆。

   　　江青是一个很奇怪的女人，美国罗斯•特里尔在写她的传记时，几乎肯定地说她离开了“斗争、刺激和阴谋”，几乎不能活。

   　　楼上楼下的观众席上发出一阵蜂鸣般的声音。大家看不见被告的面孔，只能看见他们的背。但从他们的背景看，有人在议论军人到底是军人。因为黄、吴、李、邱、江站得确实比其他几名被告要直。这与他们早年的军事生涯有关系。黄永胜还是那么讲究他的仪表，他用手抿了一下头发，动作很小，像用反手行了个有气无力的军礼。江腾蛟重复了这一动作。其他人站着等待下一个命令。

   　　“坐下。”江华宣布。法庭恢复了静谧。

   　　十名被告像一下垮到椅子上。书记员和辩护人身后高耸的四只聚光灯和顶上的照明灯照得被告席通亮，十张苍白的脸在五部摄像机中神色各异，数千只眼睛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

   　　江华继续宣布。此时三点整，电报大楼的钟声鸣响。

   　　“根据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今天三时许，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起公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公开审判！”

   　　接着，江华宣布了特别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及书记员、辩护人名单。

   　　十名主犯听得很认真，他们现在已经适应了场上的气氛。从他们仔细倾听每个人的名字看，他们仿佛是在回忆这其中他们认识哪一个人。

   　　有些人他们是熟悉的，包括庭长江华和黄火青，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他们没有提回避的问题。这是这起审判案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所有审判员和检察员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受害者，包括辩护人也是如此。按惯例，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古代现代，法庭都是强调回避制度的。可这一次审判破例。假若这些人回避，中国真难找到与他们当年的迫害毫无牵连的司法人员。

   　　江华在宣布完名单之后，宣布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

   　　接着，礼堂里便响起那代表九亿人民、代表整个国家的控诉声……

   　　这是一份很长的起诉书。借着黄火青宣读的机会，我们把眼睛转向正义路甲一号的外景。

   　　正当一千二百名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各党派、各团体和国家机关、各民族及军队代表在礼堂直接目睹，二十五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附近观测室通过电视观看审判时，分别停在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内停车场上的各种汽车，引起了北京市民和游客们的关注。

   　　特别是那多红旗牌轿车今天到场，引得已熟知中国领导人乘车车型的人们，开始围观议论。

   　　在开庭之前，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时间并没向外公布，但人大会议、公布起诉书、新闻媒介的不断传播已使审判像后来的亚运会一样富有透明度。人们猜到这是审判场的外景。当执勤人员动员大家离开时，有人说：“这是国家大事，为什么让我们走？”

   　　有的也知趣，拉着同伴喊：“公审中国的大坏蛋了，今晚回家看电视去。”

   　　开始，警察只轰自行车；但不多一会儿，围观者已达三千余人。

   　　中国人在围观，外国记者和使馆人员也夹在人群里。审判尽管是公审，但对外国人是保密的。可越是保密，越是外国人先获得消息。

   　　早在下午二时许，一外国女人就到历史博物馆的停车场拍照，两名外国记者拉住行人，用带着京味的普通话打听这是干什么？并具体提出：

   　　“这里是不是在公审？”

   　　“被告是否在这里？”

   　　“你们有什么感想？”

   　　二时半，一辆外国人开的面包车停在历史博物馆车场外，车上的人搬下来录像器材和设备，拍录停放的汽车号码和数量。

   　　三时许，日本记者星野元男趁公安部北门警卫不注意，用快速相机从门外向里拍照。执勤人员扣留了他的记者证。经由外交部新闻司研究，交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处理。星野元男这一下尝到中国人的“厉害”，一会儿抗议，一会儿求情。

   　　到四时二十分，一外国记者将汽车天线拔得高高的，并不厌其烦地围着公安部游转。当天下午，在围观的人群中发现外国记者和使馆人员二、三十名，汽车达十八辆之多，始终在周围游转……

   　　1980年11月20日这天下午，许多人都记得北京这座城市的上空那轮有日无光的太阳。太阳光照低，气候寒冷，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什么。

   　　北京正义路由何起名，似乎没多少人去考究。可历史把这次审判安排在这里，却别有一番耐人寻味的东西。

   　　审判庭上，黄火青如洪钟般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年近八旬的黄火青，了是早年参加革命的一位老人。

   　　黄火青，1901年生，湖北枣阳人，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江南军委红十四军一团政委，后任红一方面军五军团十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教务长、军人工作部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在新疆任反帝总会秘书长、阿克苏区行政长，1940年任延安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区中央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军区副政委、中共热河省委书记。1949年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1958年后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78年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但是，正当他年富力强为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建设一展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降临，他也没有逃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和群众的厄运。早在那黑白颠倒、是非不清的年月，他就渴望着这一天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