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第十九章延长林彪之梦的人们（1980年冬•正义路一庭）

　　正如彭真在1980年11月的干部会议上所讲的：根据预审、检察的结果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所列的大量材料，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比较容易审理。因为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篡党篡国，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一个反革命联盟，头子是林彪‘江青，“军师”是康生、张春桥。

　　林彪反革命集团1971年9月被粉碎后，“四人帮”极力掩盖他们共同的反革命罪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不把“两案”合到一起审理，很难搞清他们整个反革命阴谋和罪行。

　　彭真以深邃的眼光看到这个联盟的本质。用他的话讲：

　　“在做贼上是一致的，在分赃上有矛盾。”

　　一庭比二庭推迟一天开庭。二庭对吴法宪“两个一切”的调查，实际上已为两个庭的审判工作的展开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1980年10月24日下午三时整，正当人们争相传阅《人民日报》上华君武关于江青的漫画、青年诗人韩作荣的诗作《诗的审判》时，王洪文被带进了设在正义路的第一审判庭。

　　随着书记员报告审判员到庭、公诉人到庭的声音在法庭重新响起，正义路公安部礼堂又恢复了几天前庄严肃穆的的气氛。

　　书记员没有报告“辩护人”的情况。人们担心书记员是否出了差错，眼睛向审判台上张望。

　　书记员没有出差错。王洪文没有要律师。为了表现态度好的诚意，他似乎认为要辩护人是对自己罪行的一种抵赖行为。

　　早先他同检察官们见面时，对起诉书指控的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搞打砸抢、制造冤假错案，安插原派势力，建立帮派武装，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等七条罪行，他基本上供认不讳，并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不过此话是真是假，得在法庭上给予印证。

　　法警持书记员发的传票将王洪文带上法庭。

　　旁听席上又是新来的一批听众。他们在这位前副主席消失四年多后重新见到他，发现他还是那么年轻。许多人还记得，几年前他留着那个娃娃气十足的小分头出现在中央会议的主席台上，那模样极像当年上海滩上某帮派势力小头目的形象。那形象在有关上海滩黑社会的电影电视剧中时有出现。面现在他那梳理整齐的分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寸许短发，像是在狱中理了光头没长齐似的。他比过去似乎沉默了许多，光泽依存的目光中多了几份忧郁和服从。不管怎么说，他在十名被告中显然是最年轻的。

　　据资料表明：中共中央自林彪身亡、陈伯达下台后，他这个上海滩上的小人物一跃而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的中国政坛上的第五号人物。

　　这一点，连当时大权在握的张春桥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记得毛泽东下令筹备“十大”后的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毛泽东忽然问了他一句话：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毛主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部起王洪文？王洪文是他的小兄弟。但在政治斗争中，他还没把他放在眼里，仅仅是个打手而已。他越琢磨越感到不对劲，不好向毛主席启齿，便问江青。江青告诉他：

　　“几天前，康生跟毛主席谈上海工人运动搞得不错，王洪文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人……”

　　言谈中，江青也表现出对这个年轻人的欣赏和关心。此时，张春桥才知道不能小瞧这个老弟了。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北京，毛主席紧紧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一种对接班人的忧虑和渴望使他对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欢喜不已。对他问长问短，显得热情万分。称赞他“集工、农、兵为一身”——王洪文做过工、务过农、当过兵。之后，毛主席又如考试一样，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然后和悦地说：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王洪文本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时代推上政治舞台的。在北京住下后，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令他头痛不已。他觉得寂寞了，想回上海。张春桥看准了这个机会，马上向毛主席作了反映。

　　“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主席有些浮肿的脸上露出了神秘的微笑，“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国内外为之震惊。

　　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位年轻人的来历，江青走在他的前面，向人们不断地介绍。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选举结果：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从上台到下台，王洪文只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三年。

　　三年，只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小品”的时间。但在这个“小品”中，王洪文无疑进入了角色。

　　法庭首先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承认事实如此。

　　法庭还宣布：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洪文于1968年11月，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伙同徐景贤等人，借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材料为名，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九大”学习班中散发，对陈毅进行诬陷迫害。同时，还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材料，共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

　　法庭就以上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说：“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了徐景贤1980年8月22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人黑材料。

　　同时，宣读了刘万顺的证词。

　　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

　　“在这个材料小组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它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王洪文承认了“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是要整陈毅的材料”，这个材料“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批判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是我给的。”王洪文说。

　　接着，审判员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姚文元于1976年1至9月，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湖南、黑龙江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蔑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的事实进行调查。

　　法庭宣读了197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和《情况汇编清样》刊登的《福建运动有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部运动处于停滞状态问题很多》中诬蔑福建省委负责人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节录。

　　王洪文听后回答：

　　“没什么要说的。”

　　最后，人们关注的关于几年前“上海武装叛乱未遂事件”的调查拉开序幕。

　　调查到此，人们才看清这位英俊的前中央副主席不仅是一个政坛风云人物，而且还是一个“武装斗争”的老手。

　　在调查这件事情之前，人们曾听到王洪文交代的1966年12月底，在上海伙同其它人，组织指挥不明真相的群众，攻打“工人赤卫队”群众组织，伤残九十余人，制造“康平路武斗事件”的真相。他承认那件事“伤亡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那是一次纠集十多万人武斗……

　　这次法庭调查，除法庭左前方小银幕投影的一件件发动武装叛乱的证物、证言外，直接组织、指挥叛乱的王秀珍、徐景贤等还到法庭同王洪文、张春桥进行了对质调查。证物、证言、证人以充分的事实展现了上海叛乱示遂事件的情形。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时的最初几天，上海还处于未知的状态中。

　　就在这时，上海负责人马天水被召到北京开会，居然没给“家”里一点消息。这使上海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一帮“亲”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文武大员”焦急万分。

　　突然，电话铃响：“我娘心肌梗塞。”这是密探从北京发来最可怕的暗号，即：“四位首长”出现了最严重的情况……

　　为此，徐景贤写了第一道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全市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上海出现这机关报情况绝非偶然。

　　正如王洪文供认：这场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他们一伙长期经营帮派武装的结果。

　　自“文化大革命”初，王洪文组织那次称作“康平路事件”的大武斗之后，张春桥以总结经验为名，亲手写了武装左派的七条意见，先后组织了十万不准人民解放军过问的武装民兵。

　　1967年8月7日，姚文元以北京拿起通往上海的电话说：

　　“张春桥同志和我两人表示一个明确态度，支持成立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1967年9月，王洪文在上海外滩32号，以上海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集会议，落实张、姚首长指示。他表示：要迅速建立一支工人武装，这支武装要通过斗争建立，要有战斗力。

　　不久，王洪文擅自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为民兵私造步枪的命令，并开始以各种名义向部队冒领一批批重型武器……

　　这支武装到1976年已经建立起来。正如王洪文供认的：“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

　　1976年的多事之秋，天安门广场的“4•5事件”使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给上海的党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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