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陕北岁月

　　毛泽东能诗善词，他的诗词常被人们当作无上褒奖，传遍全军，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战将中，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扁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夸赞。

　　可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林彪对此十分妒嫉和愠怒。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十一省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大西北。这无疑使毛泽东十分自豪。由于长征的成功，他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林彪对毛泽东给予长征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直不认为长征是胜利之举，相反还把长征说成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部队开进陕北后没几天，林彪受直罗镇大捷鼓舞而高昂起来的情绪又黯淡、低沉下来。

　　林彪当时的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陕北虽然地域如同信天游一样悠远辽阔，军事态势也较以前有利，但陕北的经济、文化如同那“兰花花”一样凄凉、落后、贫乏。映入林彪眼帘的，是寒风暴虐中的几座破窑洞，荒原上是一望无垠的黄色尘土。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林彪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凉水，寒透了。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曾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藉此机会，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领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林彪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乖巧的狐狸。这次，他渴望能够独闯天地，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为此，他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林彪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林彪又摇晃起来了。”毛泽东目光敏锐，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并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断绝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

　　得不到毛泽东首肯，林彪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比林彪大好几岁，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军委分别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级，一身兼兄长、师长和政委三重关系。他劝林彪说：

　　“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

　　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

　　“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

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电文如下：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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