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和平奋斗兴中国

武昌起义的时候，它的精神领袖孙中山(1866-1925)还在海外，但在此以前，他已在国内发动了10次起义。虽然都归于失败，然而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震撼了满清的统治，因此他是辛亥革命事实上的领袖与发动者。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中国各省纷纷独立。11月，孙中山返抵上海，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职视事，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90年来，民国已经在亚洲国家中占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追欧赶美也有了不小的成绩。前十几年，还有“亚洲价值”之说，亚洲价值不但要与西方价值分庭抗礼，而且骎骎然竟有取而代之，夺“全球价值”之席之势，推源其始，都导源于辛亥革命，导源于辛亥革命的策划人孙中山及其思想。

就凭这一点，孙中山就是中国的，甚至是亚洲的民主化与现代化的不祧之祖。

孙中山的思想是什么？孙中山是一个勤勤恳恳、孜孜兀兀、不折不挠、探究救国救民道理的人。他的思想经过几十年的锤炼，已经系统地表述在他在逝世前一年发表的三民主义一系列讲话中。尽管孙中山或者思虑未精，或者知行违忤，中国要完成现代化与民主化，还是超不出孙中山所概括的三民主义，亦即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的范围以外。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三民主义在中国实现得怎么样了？当此90年纪念之际，理应盘点一下。

首先说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原来的范围是十分狭窄的，只是要“驱逐鞑虏，光复中华”，这一点是经过辛亥革命就达到了。而且还应当说，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在这方面的表现可称“优异”。虽然胜利以前言辞激烈，对满洲人大有食其肉而寝其皮之慨，胜利以后倒是宽宏大量，平等相待，并没有出现世界上常见的多数民族歧视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是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一项成就。

但是在推翻满清统治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欺侮与统治这个任务。因此孙中山逝世时的遗嘱，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以后，战场上的浴血抗争，外交上的折冲樽俎，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应该说，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也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正确，这个目的在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敌人已经被赶出中国国土，租界已经收回，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领事裁判权已经撤销。不但如此，中国还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手中握有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到此，已可说是不但国耻尽雪，而且扬眉吐气，中国百年来的民族大愿已经实现了。

不料，到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在世界的东方四征不庭、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具体也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情结”。举世周知，发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反修防修”，而所以要反修防修则是因为“苏联反帝不力，只顾自己而忘了天下‘穷哥们儿’ ”，而我们中国则是永远恪守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承诺，相信“只有人类解放，我才能解放”的。

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到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不论在逻辑上还是人情上，都是顺理成章，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不见当今西方的大国不也是把保障别国人民的人权，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因而成为新干涉主义的口实的么？何况中国还有一个“天下主义”的传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中国圣人的古训。

但是，在这样以前一定要问一问：自己是不是确实已经立了，已经达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得再问一下自己的力量够不够像4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宣布的那样：“中国不惜承担民族牺牲来实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如果不量力而行就要包打天下，则不但自误，而且误人。国门打开已经20多年，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已大大扩大了，中国人对自己、对外界都应该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了。

不过，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大帝国，就人口论，则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这一点不知怎么就形成了中国人一有点条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称之为一种虚骄之气。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往往叫人害怕，不但在统一鼎盛的时期是如此，在分裂战乱的时候也是如此。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交通的发达，世界人口移动迁徙的能力大大增强以后更是如此。邓小平1989年对斯考克罗夫特说的话——不要希望中国乱，中国乱了，对世界没有好处——是知己知彼而十分深刻的。

总而言之，原来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中国切忌让失去理智的虚骄之气把自己引向民族灾难。邓小平的遗训——“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还有“不要想扛大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值得中国至少记取100年。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就是在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而正在形成的全球价值中增加自己的贡献，扩大自己的份额，而这只有中国在解决尚未解决的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方面有优异的表现才能做到。

第二个方面是民生主义，孙中山曾把它解释为即是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他又一再表示对苏联的实际不甚了解，经过百年沧桑，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不但无背于孙中山当初的设想，也符合世界各族人民同有的要求。

余生也晚，清末民初中国人穷困流离、辗转沟壑的惨象我没有能赶得上“亲眼见”。但是到了抗战时期，我已经懂事了，也走了大半个中国，“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体会是不少的。中国人真是穷，真是苦！解决民生问题实在有十分迫切的需要。解放以后，原以为中国从此就走上安定团结、繁荣富强的道路了。但是由大跃进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带来的饿殍遍野的景况是亲自经历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帽子横飞，生趣索然的生活更是眼见身受。日日盼，夜夜盼，好容易盼到了近20年改革开放的好时光。从此才算懂得了发展经济必由其“道”，也就是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由其“道”，光凭意志，蛮干苦干，只能南其辕而北其辙。在这方面，要特别感谢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从求生的愿望出发，冒着“犯罪”的危险，按血手印，交保证书，分田单干。是他们的勇敢行动向中国人证明了经济学上一条古老的原理：“自由创造是人的本质，也是一切财富的来源”。也多亏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魄力，在1992年推翻了一条束缚了10亿人口求发展的本能的教条，明确宣布：“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解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只是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命题，其实他对经济学是并不太内行的。说来说去只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8个字，再就是要筑铁路20万里这样的大话空话。中国近代以来实行的本来是十分原始的市场经济，清末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总算也有相当的发展。孙中山不是大力提倡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顺势追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反而受世界非主流思潮的影响，横生枝节。不过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本来没有必要深通经济学。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就说什么 “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一心一意研究起筑多少里铁路、公路这样的问题来，所幸他毕竟不懂经济学，又始终未取得全国政权，至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造成多少阻碍与破坏，而留下了民生主义这个至少可以照耀中国前进的道路200年（100年后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目的与方向，暂时不敢妄论）的响当当、光闪闪的口号。

上面说过，中国自从清末打开国门以后即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受到专制官僚主义的束缚和限制，始终不能顺畅发展，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工商业的规模还十分狭小，民生仍然十分困苦。解放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在初期确实表现出强制工业化的威力，人民生计也有相当的改善，但是后来就显示出计划经济的限制，又加上政治始终压住经济，越来越显得艰难竭蹶。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才算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大路。近20来年，国民经济一直以10％左右的速度发展，在国际上已创下令人艳羡的记录。虽然中国走市场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在20世纪有过极不顺畅甚至十分痛苦的经验，现在应该不会再走回头路了。至少可以借用列宁的话说：“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了。

尽管如此，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比，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是极不健全、极不轨范的。仅以目前而论：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据说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环境问题日趋严重，黑社会潜滋暗长，社会风气之败坏，屡创历史新高。各种问题千奇百怪，要解决就必须立规矩，要立规矩就必须要建立法治社会，要建立法治社会，就必须实行民主，也就是孙中山倡导的民权主义。

然而在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盘点中国的成就或者进步，最最令人失望的，正是民权主义。

上面说过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说：“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这是老先生十分糊涂的地方，他大概认为“五族共和，满汉平等”就算中国已经实现了民权主义了。当时，他也许还没有深入钻研当时世界上的民主政治。以后他倒是下了不少功夫学习研究，而且还有不少心得发明，比如把政权称之为“权”，治权称之为“能”，把世界通行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加上他以为是中国特色的监察权与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五权，由此定下了“五权宪法”的原则。他还认为瑞士实行直接民权，是世界上民权最发达的国家，但是人民只有选举权，他认为还不够，又发明了“罢免”，“创制”，“复决”三种民权，认为人民有了这四权，才算完全。九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经过这番研究与发明，孙中山在1924年作《三民主义》的演讲时，才承认：“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民国建立13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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