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生紅色政權”的履帶碾碎紅旗派組織的大業已于六八年盛夏完成，而繼續清算其成員的“清理階級隊伍”則持續到六八年秋冬。揪鬥、關押、抄家等一系列暴行陸續上演不衰。根本沒有參加過紅旗派的“黑五類”和紅旗派中出身“黑類”的人首當其衝，受盡虐待凌辱。出身非“黑類”或出身“紅類”的人除有些亦受此待遇外，余者至少也被強令反省悔過。主持“清理階級隊伍”的“工糾”、“工宣隊” “專案組”當然由前保守派人士及一直站在他們身後的政工、人事、保衛、武裝等共產黨政權要害部門的大員們組成。偶爾，個別紅旗派中識時務的俊傑在“反戈一擊”之後也會榮居其中。

   如果說以執行“七．三”、“七．二四”佈告為由在全國實行的鎮壓，可以理解為是毛為了結束文革動蕩局面，而施行的鐵腕手段，那麼為何還要再來個“清理階級隊伍”呢？探究之下，可以悟出六八年初由中央文革提出的“清隊”有雙重作用，它一方面是毛中央用以遏止造反民眾中異端思潮的手段，並震懾造反派中非“紅類”出身者，令其不再敢桀驁不馴，另一方面把批判走資派的火力轉向“黑類”經典“階級敵人”的身上。這雙重的作用傳遞了一個信息，毛要著手結束運動了。但不料“反四右”異峰又起，許多省市鬥爭再呈激烈。毛中央不得不下達針對廣西的“七．三”和針對陝西的“七．二四”佈告。這兩個佈告並未說要全國參照執行，但一些省市的軍方均以執行它為由，來對本地區的造反民眾大舉鎮壓。毛中央對于他們的行動聽之任之。大鎮壓後再按中央部署進行“清隊”，于是廣州旗派就遭受了雙重打擊。至于像武漢那類造反派獲勝的地方，造反派 虽在六八年盛夏的大鎮壓狂潮中安然無恙，但仍逃不過六九年“清隊”的修理。

   考慮到這些因素，雖然六八年盛夏之後，群眾組織已不復存在，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點還是應從六八年盛夏大鎮壓、延至六八年秋冬以至六九年春中共的“九大”召開。當然在那約半年的時間裏在广东、广州再沒有紅旗派的故事（關于筆者所持的三年文革論，將另有專文談及）。

   二

   說來，講述紅旗派的故事根本輪不到我。文革大波中，我只是紅旗派中一個熱心的成員，不是頭頭。造反派如果獲勝，我將攤不上一丁點官職。結果是造反派失敗了，我亦只受到點名批判，尚未被關入牛欄。然而我卻有強烈的紅旗派情結。因為從宏觀上，我知道就整體而言，紅旗派沒有蛻化，是全國造反派中最優良的一支。從微觀上，我所直接了解到的一些工廠基層單位裏，其造反派的骨幹成員都是明顯受過中共政權壓制迫害過的人，他們的造反帶有鮮明的衝擊舊有社會秩序，反抗政治迫害的性質。他們的具體行動也很有節制分寸。絕無胡作非為。而更重要的是我在文革後期接受了“文革新思潮”，並發展為堅定的民主理念，促使我在整個七十年代以臨戰的姿態面對中共政權，並作過一些秘密工作和準備，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率 先在廣州举起七九民運的旗帜。時至今日，雖歲月消逝，精力漸衰，但仍執著為民主陣營裏

   一忠誠士兵，而這一切的思想起點就是二十九年前投身了紅旗派

   的造反行列。

    三

   七六年十月事變後，中共復舊秩序派讯速控制了政局。這些在文革大波中嗆了幾口水的中共高官們對文革造反懷有刻骨的仇恨。為了不致再有類似的社會大波卷起，他們除了把文革大波中的衝浪者定為“三種人”，從政治上死死壓住外，就是全力營造一種憎恨、貶責文革造反派的社會輿論。在徹底搞臭文革造反派後就既可使當年的造反派心虛理虧，自慚形愧，不敢在此後再起的社會波濤中有所動作，还可使後來者循規蹈矩，恭謹謙和。否則，只要向他們大喝一聲，“你們又想搞從前文革造反那一套？”他們就會惶恐羞赧、諾諾而退了。而且這些後來者也早已與文革造反派劃清了界線，可別讓你們身上的臭氣污染我們純潔之身！

   為建設這一理想境界，中共令其喉舌、御用文人变造歷史。他們略去了“資反線”的第二次反右，略去了六七年早春鎮反，略去了六八年大鎮壓，略去了高軍幹子女們的“紅色恐怖”運動，略去了中共舊官僚在文革中的一切暴行，而大書特書劉鄧等一批中共高官和某些文化名人的被虐遭遇。劉少奇雖遭造反派紅衛兵揪鬥，而置其于死地的是中共官僚階級內部的毒手，但被說成是遭造反派迫害至死。文化名人確遭荼毒，那絕大多數發生在“紅色恐怖時期”。中共用政治經濟收買的辦法促使那些文化名人不去指證真凶--早期高軍幹子女紅衛兵，卻把唾沫吐到造反派身上。中共還極力渲染文革的混亂和恐怖，停水、停電、停產、殺人、吊尸、吃人，然後把這些劣蹟暴行一股腦推到造反派身上。于是被殺者成了殺人者，被吃者成了吃人者。世事顛倒，黑白混淆，莫過于此！

   關于中共的這類技倆，細說起來，可作專論，篇幅有限，就此打住。

   如果社會上只有中共的喉舌、御用文人在那裏彈唱，我會並不以為意。然而現實遠非如此。在人民群眾裏，甚至在民主營壘中，詈罵斥責，全盤否定文革造反派的論調相當盛行。這就使我不能安之若素了。我不希望文革造反派被自己的階級兄弟战狻Ｋ�承受得起中共黨軍的槍彈、刺刀，卻承受不起階級兄弟的石頭、唾沫。故此，我不顧身單力薄，大聲疾呼，期盼消除誤會，還給當年那班熱血青年一個公正的評價，不料竟因此遭到某些人的斥責。個人被斥，當無所介懷，然歷史事實之大是大非，決不可含糊，並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承前啟後，積累經驗計，遂動筆寫下“廣州紅旗派的興亡”。

   作為全國造反派中的一支--廣州紅旗派，他也必具造反派的共性，當然也有自己的特點。文革造反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從廣州紅旗派一年半左右的政治歷程來看，是一場以反政治迫害為主旋律的民主運動。幾次反政治迫害的鬥爭事實，《興亡》中均已載明，勿庸置疑。問題是這算不算得上民主運動？我已知曉不少人持否定意見。理由有以下一些。一．文革造反派“奉旨”造反，不是民眾自發行動，豈有在獨裁者恩準支持下的民主運動？二．造反派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甚至只反為暴君所嫉恨的好官，實為助紂為虐，豈有民主運動的光彩？三．文革造反即使有反抗中共壓迫的成份，但它乃是一種泄憤報復的行動，格調低下，根本談不上是民主鬥爭。四．造反派迫害知識分子，是一場反智運動。五．文革造反頂多只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整個意識形態仍在共產黨框框之內，與民主理念沾不上邊。六．造反派質素低下，根本不能擔當民主運動之大任。七．造反派造反是為了做官，不是為民主。八．“造反派其實比紅衛兵還可悲！還低劣！……”。凡此種種，不勝羅列。若要與這些觀點一一商榷，那當又必需另撰專論，篇幅頗大，非此书後之“跋”可以容納。然而，我仍想敬請持否定意見的朋友們在百忙中抽出寶貴時間，耐著性子，瀏覽一下拙作《興亡》，或許小有觸動。起碼，我希望他們在未作深入調查研究之前，別再輕率地向造反民眾扔石頭，吐唾沫。

   民主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層次，以實現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為訴求的行動當然是民主運動，但反抗專制統治者的政治迫害，爭取人權的鬥爭又何嘗不帶有民主鬥爭的色彩呢？

   七四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其思想體系仍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內，字裏行間亦流露了對中共務實派（後來證明實則是復舊派）的好感，但它毫無疑問是一場民主運動。七六年丙辰清明，人們都公認它也是一場民主運動，而其內容只是用對周恩來的追悼頌揚，曲折地表達了對毛及其體系的不滿和厭惡。八九民運，場面極為壯觀，舉世震動，其訴求也只是反貪污、反官倒和要求與官方對話，要求新聞自由等。七九民運的政治訴求應是五七年以後歷次民主運動中最高的，但也未提出多黨議會政治等訴求，只是希望真正實現黨政分離，政企分立，打破官僚體系，反對個人獨裁等。

   民主運動的不同層次既取決于參加者的思想水平，也有賴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政治環境，更還要作策略上的考慮。七九民運時期，我想有些參加者（包括我自己）已對中共一黨專政持否定態度，並對較完善的民主制度已十分向往。但囿于當時的政治條件，出于策略上的考量，我們都降低了自己的政治訴求。經歷了六八年大鎮壓、六九年“清隊”、七零年“一打三反”、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我甚至謹慎得對七九民運的同志們也絕不暴露自己的真實思想。但我們進行的難道不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嗎？

   在六十年代末，個人迷信極為盛行，中共的意識形態仍主控

   社會的條件下，像廣州紅旗派那樣反抗來自官方和官方爪牙的政治迫害的鬥爭，當帶有明顯的民主運動色彩。

   當然，這場民主運動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對此，我的體會是極為深刻的。六八年大鎮壓後，紅旗派瓦解了。其頭頭人物固然在反復的清算中遍體鱗傷、奄奄一息。其廣大成員也都完全放棄對復舊社會秩序的反抗姿態。甚至有些人還“反戈一擊”出賣、誣陷昔日的戰友，以求得自己在政治上的重生。接受了“文革新思潮”後，我不但堅持初衷，而且更為激烈。因此，昔日的朋友們都逐漸與我劃清界線，甚至向當權派打我的小報告。至七八年底，我揮動廣州七九民運的旗幟時，那陸續集聚起來的人群中，竟沒有一個是當年的工人、職員造反派。由此，我感到六七年的革命造反和七九的政治訴求確實是有很大的差距。然而盡管如此，紅旗派反政治迫害的聲響仍然是那個時代人民群眾可以喊出的最強音。

    四

   星移斗轉，寒去暑來，三十個春秋過去了。世事發生了許多的變化。當年的“紅旗戰士”們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路途。有些識時務的俊傑早在七十年代中已洗面革心，痛改前非，得到當權者的諒解、接納，重新拓出一片錦繡的前程。這些人大多是紅類出身者。亦有些人遲至八十代中才時來運轉。當權者突然對他們相當友善，給予優厚待遇，甚至委以官職。這些人都有較高學歷。在共產黨與知識階層的聯姻中，他們被選中寵幸。權力榮耀和物質利益使上述兩批人大都與中共政權緊密結合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毫無疑問這些人對自己曾參加文革造反一事諱莫如深。他們十分忌諱提及當年的往事，以免影響他們優雅的形像和廣闊的仕途。

   還有一些人雖終被排斥在中共政權的體制之外，但卻在蹇促困頓多年之後于八十年代後期的經濟大潮中獲得生機，他們天生聰慧敏銳，一下便捕捉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以其驕健的身手，衝浪于大潮之中，不久便甚有所獲。如果說公安局裏掌握他們檔案的中共警官對他們的致富不無嫉妒眼紅的話，那麼中共高層對此卻頗為灑脫。讓那些家伙們去賺錢揮霍吧，總比在那裏胡思亂想要好。這些人回憶起自己文革中的造反經歷，常報以含義多重的哂笑。是自嘲當年的少不更事，輕舉妄動；還是懷念昔日青春熱血、慷慨激昂；抑或嘆息人生的風雲多變、詭譎莫測？或許都兼而有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