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我把拙文“文革浩劫，谁是制造者施予者、谁是受虐者蒙难者”一文贴上海外某论坛版时，有位网友留言说：“刘先生与其总是写这么大块头的文革评论文章，倒不如写写他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当这句简单的留言就要从我眼前溜走时，我忽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重新拉回在它上面，盘旋良久没有离开。我蓦然意识到会有相当多的读者朋友存在这样的疑问和想法。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文革评论问题上，我的确是太特别了。这特别在於我的文革史观与当今官方的、流行的观点大相径庭乃至尖锐冲突。在我撰写的五十几万字的文革史论文章中，有几大根本观点与官方尖锐对立。

    一是文革分期。我论定文化革命是三年而非官方宣称的十年。不要低估这分期问题，它里面大有乾坤，因那不但是事实的澄清，而且是民主与专政的政治角力在文革评判上的表现。

    二是对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评判。官方对它全盘否定，而且岂止否定而已，那真是咬牙切齿、刻骨仇恨，并把所有的污水都泼到它身上。但我则对1966年秋至1967年夏的群众造反运动基本予以肯定，对1967年夏到1968年夏的群众运动部分予以肯定，对萌发于1968年初的文革新思潮予以高度评价。

    三是对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和手法有着与官方大相径庭的分析。官方是空洞地讲毛在文革中犯有错误，而我则讲得十分具体，并论定毛是罪魁祸首，对文革中的灾难负有主要罪责。

    四是对中共老干部集团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着与官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共把老干部描绘成文革动乱的无辜受害者。我则强调指出老干部阶层就其整体而言不但与毛集团实质上是一丘之貉。而且在文革期间戕害民众、作恶多端，受到群众造反运动的冲击是咎由自取。

    五是坚持对所谓的“林彪阴谋集团”和“四人帮”予以实事求是的评判。反对官方把文革中所有的罪恶都扣到他们头上的作法。

    中共政权成功地控制了有关文革的信息和舆论。几十年来它那巨喉里喷出的污水已成了社会的主流。不但未经历过文革的人们被冲得懵懵然。即使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亦深感在这滔滔的主流意识面前还是随其流顺其波为智，否则不无倾覆之虑。而某些颇有影响力的“自由知识分子”亦出於种种原因附和官方某些说词。

    於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向我投以狐疑的目光。你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四人帮”的余孽？你是不是做过造反派的大头头，曾经在文革中风光一时、耀武扬威过？要不，你怎么竟会如此不识时务地去赞扬灰头土脸的造反派？怎么竟敢为十恶不赦的四人帮辩解这一连串的疑问都由那位网友以委婉的语言表达出来了：“刘先生与其总是写这么大块头的文革评论文章，倒不如写写他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

    看来，我是必须把自己公开出来了。我应该解答人们的疑问。我应该通过陈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所见所历和喜怒哀乐来让占当今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多、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知晓一些当时的社会状况；让经历过那个时代但已有所遗忘的人们重拾记忆。或许，这会有助于他们从官方当局编织的迷识罗网中挣脱出来，以新的角度去审视评判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

   讲述我的亲身经历和近身所闻亦还有层意义。查多年来见诸文字的文革阐述和回忆，大都是以官方上层的角逐斗争为主。底层社会被忽略隐去，即使有关于此的亦支离破碎、语焉不详，於是一场亿万人参与的社会运动似乎只剩下“清宫秘史”和社会名流的悲情，而民众的挣扎和苦难则被历史迷土所尘封。

   如果说我1972年写就、1980年出土的<文化革命简析>是中国第一部三年文革简史；1996年付梓的<广州红旗派的兴亡>是来自中国民间第一部省级三年文革简史，那么，这<基层文革>就是中国第一部从社会基层的视角去观察诠释文革的著述。它对还原文革的基本形态，使中国的文革记录不再残缺不全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且它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激发许多老之将至和老之已至的文革当事人写下他们的经历。如能这样，中国的文革记述就不再如被砍得光秃秃的树干，而是枝叶浓密，真正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真伪善恶、爱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