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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青团主动向我套近乎又把我甩开 对文革初期(1966年7月--1966年9月)疯狂的政治歧视(阶级出身歧视)怀着切齿痛恨,和对文革中期(1966年11月--1967年)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运动抱以极大的热忱,以及三十几年来对这个运动坚持以正面评价,其源头在於我对少年时代所受政治歧视的刻骨铭心。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其宏观领域我在另一篇文章已有陈述。(请参阅本丛书卷四中的“论文化革命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冲突”)。而我个人的经历则有必要另作交代。但我决不是在写自传。我觉得只有那些在科学领域、政治领域或文学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人们才有资格去写自传。作为一个平常人,我写些昔日的经历,只是想用以说明自己思想意识、爱憎情愫的形成过程而已。
高中时期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我是一个十分勤学成绩优良但却在班集体中甚受轻视的人物。造成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那段时期自己患有全副鼻窦炎,体质孱弱,体育课的考试项目很勉强才攀上个及格。尤其是小脑不发达,动作协调性差,所有的球类运动都不能参与,於是很自然地被排除在许多集体活动之外,成为一个萎缩的孤独者。多年后我都一直在想,如果高中时期的同学见到青年时代肌肉发达体魄强健,能在业余类市级田径运动会上健步夺标、与昔日判若两人的我一定会认不出来了。
我被轻视的第二个、亦即更主要的原因是自己的出身成分和政治表现。
我在班级里一向是个政治上毫无“进步”要求的“落后”学生。班主任和班团支部从来都对我投以冷漠的眼光,仿佛班级里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一样。但出乎意料的是高中二年级时班团支部对我的态度竟热乎起来。它主动向我招手,并派出刚入团不久的、跟我最要好的同学陈飞做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很感困惑,因为我根本没有“要求进步”,而班上主动递了入团申请书的却大有人在。何况我从来都是个“全方位”的落后分子。不靠拢组织。跟班主任老师关系冷淡。不参加集体活动。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职务,我则是个彻彻底底的平头百姓。那时每个学期都要作操行评定。大概四分之三的同学可以拿到甲等,而我永远垫底为乙等。下乡农忙劳动时我跟同学们一样拼命去割禾插秧,但农忙结束回校后班主任作总结时,表扬名单中从来没有我的名字。因而此时团支部主动向我招手是不合情理的。我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冷静地分析这是为什么?我把班上同学作了个排队比较,心中大致明白这是由於团员已过半数,其他的出身成分都太差。难以完成上面交代的团员发展任务。广州第一中学座落在旧“商家佬”集中的广州西关。资产阶级子弟占了相当比重。而我在学生登记表中父母职业一栏中填的是干部。哦,对了,他们以为我这个外省仔是共产党干部子弟。可是,我明白自己不是真金而是镀铜,甚至是破铜烂铁。
我回家把情况向父母说了。母亲面露喜色说:他们主动发展你不是好事吗?母亲以前就曾叫我表现进步一些,争取入团。她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成分不过硬,你要争取到一点政治条件,只靠学习成绩怕考不上大学啊!”我不听。那时虽然个子瘦弱,但性情依然倔强。我瞧不起有的同学为了入团而巴巴结结的损样子。父亲比母亲冷静。他说这看起来当然是好事,但入不入得成还难说。他们会不会误会了,以为你爸爸是老干部?唉!父亲说着叹息了一声。母亲则说,他们找上门来了你不理那也是犯忌的啊!最后父母的意见是那就写申请书吧。我听从了。
情况似乎还不错。班主任老师黄稼昌 ( 本文所有人物的姓名均为真实姓名,以示笔者对本文真实性负责) 很罕见地对我有点笑容。还任命我为物理科代表。(班主任是物理老师) 那个学期我还破天荒地得了个甲等操行。
但是天气很快就晴转多云,多云转阴了。申请书递上去后一直石沉大海。我不理会,反正又不是我主动申请的,不行拉到。可是母亲很着急,总是对我说:“伢,去问问吧”。我烦不过,只好去问陈飞。陈飞说;好,等我帮你问问。尔后他告诉我说:正在看你父母的档案。我把这情况跟父母讲,父亲一听就说:“糟了!这档案不看则可,一看就完。我就担心这事”。母亲的脸色倏地白了,喃喃地说:“怎么要看档案?”“当然。你呀,总是喜欢自己哄自己高兴。现在对成分抓这么紧,入团怎么会不看父母档案?”父亲对母亲略有抢白。
此后,我入团的事就泥牛入海了。我不再问陈飞。陈飞也不对我提此事。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班主任恢复了对我冷冰冰的面孔。团干部们也不答理我。我依旧是班里最不起眼的角色。在角落里拼命地啃着自己的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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