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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被摈除在大学门外之迷 高三下学期,班主任发下毕业生登记表。我照填后交上去。未几,一天下午上自修课时班长通知我:班主任要你去他的办公室。我略带诧异地去了。班主任冷冰冰地叫我坐下,说:“刘国凯,你的毕业生登记表中有些栏目没有填清楚”
“哦,是吗?我都填了呀”。
“社会关系栏你没有填清楚”。
“什么社会关系?我在社会上不认识什么人呀”。
“嗯,不是指那些,譬如,你有没有叔叔伯伯?那就属於社会关系”。
我心里明白了,遂不再说话。回家后我把这情况向父母说了。家里气氛一下凝重起来。良久,我问沉默不语的父母,写不写?怎么写呢?
我有一个姑姑、一个伯伯。他们是我们全家的一大心病。
出生于1915年的大姑和出生1917年的二伯曾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又以大姑特别激进。她被国民党警察机关抓去过,由爷爷请人保释出来。后她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被动员起来去延安。临出发前,她要求回家与母亲告别。母亲特别喜欢这个女儿,舍不得她走。母女俩抱头痛哭良久。大姑哭着对祖母说:“忠孝自古不能双全。为了抗日救国,女儿不孝了”。当她终於辞别父母赶回到出发集合点时,汽车已经开走了。大姑留下来后继续投入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终於她又被抓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三青团的干部到狱中向他们游说:谁说只有共产党抗日?我们国民党、三青团一样抗日。特别是三青团,是一群热血先进青年的集合。并且对国民党中的一些腐败无能现象深恶痛绝……你们要求抗日,很好!何不参加到我们三青团里来呢?……”大姑就这样参加了三青团,后来还作了三青团的干部,到江西去了,成为蒋经国的嫡系。与另一位三青团干部结婚。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时,他们随蒋经国撤到台湾。
二伯不满足于抗日宣传活动,遂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初级军官上前线。在与日军作战中受过伤。后以其黄埔学历和战功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刚毕业还未展其仕途,国民党政权就败走台湾了。他所在部队的首长率部起义投共。二伯身不由己也作了起义军人。后被遣散流落社会。1951年“镇反”运动时,二伯被褫夺起义军人资格,划为“历史反革命”。由於他确实是起义人员,且从未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仗,没有血债。故被从轻发落为群众管制,没有进牢房。从此二伯做了三十几年的人力板车工人。九十年代两岸解冻。二伯的许多昔日同僚以台湾国民党政权的退休将军身份回大陆探亲,均被共产党奉为上宾。他们也抽空探望了落魄四十几年的二伯。请他到武汉的高级餐厅吃饭。看看昔日同僚的风光,想想自己几十年沦落社会底层受尽歧视践踏,终於有一次二伯接受不了如此之大的反差,在一次赴宴回家后叫心痛心闷,至半夜就撒手人寰。这些都是后话了。
父亲有时会跟我讲讲家族的一些往事。而母亲听到这些就会在旁边发牢骚说。你跟孩子讲这些无聊的东西干什么?我们被他们连累得还不够吗?那时我对母亲的这种讲法倒真有些不满。这一方面是由於我尚未感受到自己受什么连累。另一方面我内心还很为我的二伯自豪。我觉得他还真有点英雄气慨,上过抗日战场。
但是,此时此刻我总算感受到了。大姑和二伯的政治面目毫无疑问会成为我考大学的一大负数。沉默许久的父亲终於开了腔说:“不要写。写上去肯定完了。不写,或许他们不一定知道得那么清楚。看混不混得过去吧。唉!”
我回复班主任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需要补充填写的了。班主任足足逼视了我一分钟后,冰冷地说:“那好吧!”
虽然心里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但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仍然拼命地啃书本。既自信又忐忑地走进高考试场。高考发榜,我名落孙山。全班39人毕业,9人考上。同班同学中,吕忠慰和陈健明榜上有名。这两个同学天分甚高。我自知不如。尤其是那位女同学陈健明,简直不需用功就可稳拔头筹。而我则资质一般,属笨鸟先飞以勤补拙型。无数次小考、大考的结果使我自信吕、陈之后就该排我和陈飞并列第三。陈飞数学、物理比我好。我则化学、俄语比他强。但由於我体育太差,政治上更是“落后”,使我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印象大概只是个中上角色。然而讨论这些意义并不大。考试中偶然因素甚多。高手会有失手之时,中等角色也会“撞手神”。最根本的是文革前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你究竟是因为考分不足,还是其他原因,则是永远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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