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迷”底解开了

   “迷”底终究解开了。是年广东财贸干部学校继高考之后独立招生。该校原只办在职财贸干部短期训练班。从此时(1964年)才开始招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大学专科。是广东最早的财经类高校。其首届招生对象是广东、广州财贸系统干部的应届高中毕业子弟。这个“财贸系统干部”其实是中共政治语汇中的广义干部，即所有属於干部编制的人员。六十年代早、中期，县处级、地市级乃至一些省级中共领导干部的子女大多还在读小学、初中。他们还来不及与我们争这些学位。为数很少已届高中毕业的省级高干子女目标是名牌大学，也不屑来争这些学位。那时有子女高中毕业的“干部”，其实大多并不是正牌的中共干部，而是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作过旧职员甚至伪职员。在这群考生中，我推测自己在政治条件上并不处於劣势，大可一搏。两百多人投考，录取一百人，录取率可高达百分之五十。由於该校一位老师与我父亲是老相识，还未放榜我们就得知了考试成绩，我数学第一、总分第二。(只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位那老师对我父亲说：“行了，你的儿子肯定考取了。”这消息使父母脸上有了多日不见的笑容。我虽喜却也伤感。一喜这出类拔萃的成绩雪了高考落榜之耻。证明我的学习能力是行的。二喜总算有了个出路。伤感的是我从来瞧不起搞财经。我自恃数理化功课好，理想是作一个船舶设计师。没想到这一生将与算盘珠子打交道，多没意思。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没有被录取。这噩耗般的消息传来如天崩地裂、五雷轰顶，我一下懵了。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啊！一个年青的心灵在悲苍地呼喊着。那些日子茶饭无心，夜夜难眠，都不知是怎样昏昏沉沉地度过来。高考落取，由於不确切知道是什么原因，尽管自我感觉不错，但还可以设想是否自己失手了，没有考好。考试失手，还可以再来，但现在是明确知道自己被打入了另册，无论考试成绩多好，都将被摈弃于大学校门之外，那还有什么努力的希望呢？

   高考落取后，我已经听有些同学说，现在大学录取政审很严。家庭政治问题严重的，档案上会被盖上个“不予录取”的章。不管考得多好都将被抹去。那时我听了将信将疑。而且我还认为，我的家庭政治情况并不太糟。虽然大姑和二伯有问题，但那只是旁系。我父母虽是旧知识分子，但总归还是国家干部。父亲没有任何政历问题。母亲只是在国民党公立大学里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已。肃反审干运动中已作结论。这比起五类分子的子女总要好一些，那要命的章子总不至于盖到我的档案上吧？然而现在看来，那要命章就是盖到我的档案上了。没有想到大姑、二伯的问题在政府眼中会严重到这种地步。我本已知道它使我入不了团，但还没意识到它会使我被彻底地摈除在大学门槛之外。

   举目四顾前途茫茫。我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期盼，於是想到了自杀，以此抗议社会的残害和践踏。怎么自杀好？跳河？一条大江就在前面。可是站在那滚滚的珠江边就犹豫了。听说淹死是最痛苦的。学游水时曾溺过一会儿，那感觉的确是难受极了。吊颈吧，小时候常听人讲鬼故，大都是吊死鬼吓人。可不能也做个吓死人的吊死鬼。还是跳楼，跳楼最干脆，跳下去轰地一声就什么都完结了。我爬上家里的天台。从四层楼的楼顶往下一望，人小小的黑头顶在移动，长形的公共汽车顶如穿梭般驶过。再向前一步就无任何支承物了。地心吸力将使你以每秒9.8米的加速度坠地。我胸口一阵狂跳，腿在发抖，感到一阵头晕。这时，杂乱无章的思绪中陡然跳出一个问号，难道就这样结束自己年轻的的一生？一股清风吹过，燥热的身体感到一阵清爽。昏胀的脑袋清醒了许多。我抬头望去。天是蔚蓝蔚蓝的，浮着几朵白云。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在不远处追逐打转。我心中蓦然升起对生命的留恋。毕竟，人生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未曾品尝。死，那毕竟是无边无涯的黑暗啊！我突然感到非常虚弱无力。一下坐到天台地面。不知过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下来时，我才爬回来。

   既然不愿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就得要面对现实。考大学是再不要去想了，那就应该去工作。不能总呆在家里要父母白养着。但是找工很难。工厂招工的机会很少。只有一次华南缝纫机厂招打磨工。那是很苦的工，粉尘大，对肺很有伤害。但我还是满怀希望地去了。不料十个人被刷下三个。都是戴眼镜的。厂方说打磨工要戴防尘眼镜，如果你本来就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就很不方便了。我满心凄凉、垂头丧气地走出工厂大门。父母视力都正常，我的近视是后天勤奋读书弄出来的。但是眼镜戴上了，大学却考不取，工厂又不要，怎么办啊！有天我独自走到越秀山乱转，在一片竹林中看到竹上刻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求学无路，就业无谋，走投无路，到此一游。我看了，内心叹息之余也意识到象自己这样彷徨无着的青年还大有人在。

   工厂都去不成，我决定去农场了。那时，九佛农场正在广州大招人，而且应允有户口保留卡。四年后可再回到广州。我去九佛农场驻广州办事处把情况问清楚了后就报了名，再回家拿户口簿。但没想到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是母亲已想到我会有这步棋，预先把户口簿收藏起来了。母亲对我说：“伢，他们是骗人的。那农村去了还回得来吗？再想想办法在广州找工作做吧。”

   伟大无私的母爱使我没有走上这条最为苦涩的生活之路。不久，父亲科里一位名叫赵佩兰的女同事对他说：“税务局在招助征员，要高中毕业生，你孩子愿意去吗？”这无异是一根救命的稻草。我当然死死地抓住了它。

   “谜底”的揭开在我年轻的心灵中种下了不满现实、憎恨共产党的种子。没有理由因为我大姑和二伯的事情要如此地株连到我。而且就算他们又有什么罪呢？尤其是二伯，他完全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是个小民族英雄。应该受到褒扬才是。把他打入“四类分子”，踢去做大板车工人已非常不应该，由此株连到我更是毫无道理。从这里我还回想到读高中时的种种情况。内心升起对高中校园生活的总愤慨。学校里把学生分成那么多等级完全是混账。什么团员、非团员；什么班干部和群众；什么甲等操行和乙等操行。我从未违反任何校规，勤奋学习，农忙劳动也拼力去干，凭什么总是要把我垫底为乙等？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公道；太多的不平等。我不喜欢这个社会制度。我希望能有一个那样的社会，大家都凭自己的勤奋、才能去得到成功和奖励，而不是靠拍马屁、靠上面的钦定。

   几年之后，当我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和文革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 之后我才更深刻地洞悉到我的出身有着特异的黑色。表面上来看它并不很黑。因为父母尚是共产党的机关干部。如果我作一个极普通的驯民，则最严酷的出身歧视不会施于我的身上。但是，我如果想进入社会上层，就会遭到无情的掐灭。因为共产党认为那些有亲属在1949年逃到台湾、并在台湾军政界任职的人是最不可信任的。他们有可能是比挂牌的地富反坏右更危险的潜在阶级敌人，因为难保他们不会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时作内应，甚至给国民党的飞机打信号弹。文革前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这可以理解为凡能进入大学门槛者，其继而进入社会上层的几率较其余人等高很多倍。为了不让那些有可能是最危险的潜在阶级敌人钻入共产党体制的内部，绝对有必要把他们坚决地挡在大学校们之外。这就是我被盖上“不予录取”章子的根本原因。

   很多年后，当我已成为一个坚定的反中共专制的民主主义者时，从自己经历推及其他，我推测很多人对中共专制制度的否定和反抗未必一开始就是出於一种理性的思考，而会类似我这样由於个人的应有权益受到伤害所产生的反抗情绪。这固然谈不上很高尚，但却很合情理。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是没有血性的人。推而广之，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是个没有血性的民族。对歧视和迫害进行反抗是正义的。

   种子种下去未必一定会发芽。它需要相应的各种外部条件。我内心的这个种子本也可能冬眠的。但是文化革命使之发芽成长了，使我终生走上与中共专制政权对抗的道路。

   许多年来我内心怀有这样的猜想：如果高中二年级时共青团没有主动找上门来，那我大姑、二伯的情况就有可能不暴光。入团政审要看父母档案这已无疑，但对报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是否都要查看其父母档案？我推测未必。因为那样做工作量太大，非一般中学可以承担。有可能只是在毕业生登记表上已看出大有问题的才去做进一步调查。象我这样把家庭出身填成机关干部的是有可能蒙混过去。如果那样，即使我未考上普通高校，也一定会考上广东省财贸干校。毕业后作一名中共财经干部。于是我将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政治歧视，对现实亦无强烈不满。从而会导致我在文革中没投入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运动中。顺延下去，我也许不会参与七九民运。我的人生道路有可能完全改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官方伪文革史学家将深为受益，因为中国将少了一个最能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人。迄今为止，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但锲而不舍地要为文革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运动正名者却寥若晨星。我是其中之一。我六十多万字的文革史论文章明白无误地创立了文革史评的一家之说，是中共官方伪文革史无法越逾的长城。当今中共官方伪文革史学家们尽管可以对之采取鸵鸟政策，但是在解脱了专制主义枷锁的后世，严肃的文革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定会摆放着我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