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做税务助征员。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年。这段期间我的人生视野有了极大的拓展。它使我洞悉了中共机关里的政治生态、人际关系，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的普遍状况。这对我思想的形成有极大意义。

   广州郊区税务局本部设在沙河镇，约四十来人。分属税政科、稽查科、稽管科、计统科、秘书科、政治办公室、局长办公室。下辖沙河、芳村、黄埔、三元里、新窖、太和、人和、钟罗潭、罗岗、江村等十个税务所。税所人数从十来人到二十几人不等。

   此时的中共税务部门的干部(为了区别“机关干部”与“革命干部”，我此后文中的干部一律指没有“革命”资历的“机关干部”。有“革命”资历的则全称为“革命干部”。)由以下四种人构成。一是留用人员。即曾在国民党政权的税务局中工作过的。他们约占百分之二十。此时(以1965年为计，下同)他们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二是共产党建政之初吸收的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此时年约三十几岁。他们约占百分之五十。三是公安机关调职干部。年龄从三十到四十岁不等。占百分之十不到。四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年龄三十出头，大约占百分之十几。正牌的革命干部在税务局中则屈指可数，且都居领导要职。

   除了以上四大类人员之外就是我们这批新近招收的年纪二十岁上下的税务助征员了。人数约占百分之十。助征员做着与干部同样的工作，但不属干部编制。以上四种人所占比率并不固定。在市税务局里留用人员的比率可能还稍高些，而郊区税务所里就很少留用人员。工人提拔的干部在市局里较少，在税所里则会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机关干部是个心态极为复杂阴暗的的群体。人们之间充满了提防、戒备、嫉妒、歧视、仇视、憎恨。

   留用人员一个个老成持重、谨小慎微。他们虽然在国民党税务局里只做过几年事，但那“伪职员”的经历是抹之不去的污点，更何况他们之中有的还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经过肃反、审干、反右、反右倾等次政治运动，能安然熬到现在实在不容易。他们对局领导和政治办公室人员恭谨而疏远。他们埋头业务却绝无进取心。其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这份工作，不要成为下一个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由於他们从国民党时期的税务工作转过来，具有业务经验，故在1952年初定行政级别时就较高。此时他们的级别多为行政19-18级。稽管科长苏智仁、黄继雄及属下的几个科员都是此类人员。为表述简便，兹称之为丁类

   从公安局转业到税务局的人们(兹称为丙类)对现实充满了不满。公安局在社会上的威势远非税务局可以比拟。他们从公安局调到税务局是降格使用了。为什么会调职？原因是1962年10月毛发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逐步开展了强力的政治甄别、政治筛选。我在那甄别和筛选中被永远摈除在大学门槛之外。这批原公安人员也是在这场甄别和筛选中从威风凛凛的公安部门贬到向人讨账的税务局来了。之所以被贬原因不外以下两个。一是出身成分不好。中共建政之初政审不严，以至有些出身成分差的人也招到公安局这样的要害部门中来了。二是表现不好。政治上不够积极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其具体表现往往是发牢骚、讲怪话、顶撞领导等。如果以上两个原因同时具有，那就更是死定了。

   共产党建政之初吸收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且称为乙类)早已有了分化。其中少数“要求进步”成功者入了党，升至区科级乃至县处级官位。郊区税务局的局长廖国雄、局税政科科长陈荣荪--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此类人物。另多数人因“要求进步”不足，或虽然极力“要求进步”但由於出身成分不佳或提拔名额有限等种种原因仍是“群众”身份。这两部分人之间存在着隐性的矛盾冲突。前者因自己的成功而傲视后者，后者则对前者不服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都一样是解放后才参加进来的吗？然而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自感比丁类优越。

   从工人提拔的那批人(且称为甲类)大多安排做政工工作，甚至作了小领导。这有其内在缘由。他们因政治上受重视信用而被提拔，但又不懂税务业务，提拔上来作什么呢？顺理成章地去作管人、管思想的人事政治工作。局本部政治办公室三个人李初寿(办公室主任)、黄潜、邹樽端都是甲类人员。局下属的税务所所长亦有相当是甲类人物。这类人在税务局里是实权派。别看他们从前只是工人，甚至是勤杂工，但经过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被领导相中提拔上来后，就鲤鱼跃龙门，成了显赫的人物。他们被告知负有责任去监视政治上有问题的丁类人员。对某些丙类人员也充满怀疑和歧视。即使是对乙类人物他们内心亦有高出一头之感。甲类人员从整体上来说是中共政权的鹰犬。

   革命干部数量甚少，郊区税务局中只有一个，就是副局长王效曾。(在省市税务局里会稍多些)。这不是个典型人物。因为他是个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象他这样的资历应到广州市税务局里做局长。可是他人温软，没有竞争力。连讲话都往往不知所云且声音又细，又常因病不能上班，以至落到资历与职务十分不相称的地步。抛开这个非典型人物不论，中共机关里的革命干部毫无疑问是中共政权的象征和化身，是人格化的中共政权。他们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满脸威严。

   我们这群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税务助征员是以上四类之外的特殊群体。我们做的同样是收税工作，但我们不属干部编制。据说这是因为1963年经济恢复后，税收工作量增加，但税务干部编制依旧，故须招收一些编制外的低薪人员(月薪30-35元)来充实税收力量。

   助征员在政治上是一个将要分化的群体。他们类似十几年前中共建政之初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其中有的会受到信用提拔，有的会补充到芸芸众生中去。

   中共机关的气氛压抑沉闷。经过三反、五反、审干、肃反、反右、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在平静的表象下是互相之间高度的提防戒备和歧视敌视。大约经过半年左右的生活体检，我已经感受到其中的许多奥妙。我在政治上突然加速度地成熟起来。当然，这也与我的家庭有关。父母亲虽不是留用人员，但终归是旧知识分子，有几年“伪职员”的不光彩经历，在单位里深受排斥歧视。他们有时在家里小声地议论单位里发生的事情。我在房间里做功课隐约听到了，深为父母的遭遇不平。此时，当我亲身处於税务局的气围中，就对父母亲在机关里的境遇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局稽管科的干部全是丁类人员。他们约比我父母亲小几岁，算是我父母的同辈人。我对他们本有天然的认同感。但是我发现他们在对我表面的热情下仍不无戒备。有时他们在讲些什么，我走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笑盈盈地回应我后却转移了话题。起初我相当不解，后来明白了。此时我虽然只是个编制外的小助征员，但谁能确定我今后会一直是个芸芸众生还是将被领导赏识提拔呢？在机关单位里，大凡想被提拔重用的人都是要找人作垫脚石的。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这个年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货色？鬼知道？跟这样一个属相未明的人打交道，当然还是审慎些好。

   计统科、稽查科、秘书科以多为乙类人员。他们对我的态度较为自然。要么是随便，爱理不理，没有什么心防。要么隐隐流露出居高临下的轻视。助征员类似他们十几年前的经历，但不如他们。他们被招入税务局时就明确是机关干部。而我们助征员妾身未明，是编制外的黑市干部，或干脆说是临时工。那时(以1965年计)他们的级别在行政22级到19级之间，故此可以在内心藐视地对我们说：你们助征员要熬到我们这份上还远着呢！显然，他们不及丁类人员世故老道。

   甲类人员对助征员的态度因人而异。性格平和、没有多大野心的人如黄潜、邹樽端亦是自然随便地对待我们。雄心勃勃的沙河税务所所长、局党总支组织部长王家其对该所的两名女助征员悉心栽培。把她们吸收到共产党内，欲使之成为其得力助手。另一个雄心勃勃的甲类人物--局本部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则大异其趣。他不感到有什么助征员值得培养，总是以冷淡的态度对待之。我甚至还隐隐感到李初寿与我的顶头上司陈荣荪和局长廖国雄(我父亲的那位女同事即为廖国雄之妻，故可以说我是廖国雄间接介绍来税务局的)不睦。陈荣荪这个对一般同事态度冷淡严肃的税政科长、局党总支宣传部长，唯是对李初寿时时笑脸相迎。但李对他却不怎么买账。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变故我洞悉到，李对廖、陈的冷淡是出於甲类人员对乙类人员的嫉妒和隐性政治歧视。这个情绪还自然地延伸到我的身上。李初寿从来没有对我有过晴朗的脸色。我们这批助征员经过了几个月的试用后被正式被录时，局领导召集我们开了个小会。会上李初寿脸色阴沉地说：“你们来了就要好好工作。不要既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又把这里当成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不认真负责地工作……”由於他毫不客气的训斥式讲话与当时其他局领导以勉励为基调的讲话形成极大反差，故不仅当时令我震撼，而且一直铭记至今。

   甲类人员中的雄心勃勃者与其他类别人的关系都处于不同程度的紧张之中，但亦有例外的。就是沙河所长王家其与我的顶头上司陈荣荪的关系相当好。多年以后我洞悉到这里面除了有常见的个人投缘外，应会还有陈荣荪的深谋远虑。作为家庭出身不好(地主)的乙类人员，又面对李初寿这样一个心怀叵测的政办主任，他主动与与甲类人员王家其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未尝没有藉以自保的深谋远虑。

   王家其与陈荣荪的良好关系似乎惠及于我。王家其对人态度之生硬不亚于李初寿，但好像对我还有点笑容。可是，我内心对他深怀怀反感，尽管我表面上对他一派洗耳恭听的样子。记得刚到税务局时，我被派去做换发自行车牌的工作。工作点设在沙河税务所。不几天，我就感到所里有个人对人的态度十分严厉。脸色总是绷得紧紧的，动辄训人。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所长王家其。我听了心里不由得打了个结，叮嘱自己可要小心谨慎。有天我正在所门口换发车牌，突听见所内爆发出吼叫。我大吃一惊。这可是机关重地，怎么会有人胆敢在此撒野？不由扭过身去看。原来是所长王家其瞪着两只冒着火的眼睛，声如巨雷，手指头几乎已戳在一个干部的鼻尖上。那干部(我已忘却其名字，约莫记得他姓陈)气势虽远不能与王所长相比，但也挺胸昂首奋力反击着。但他的嗓音天生细弱，几被王所长的洪声如雷所掩盖。纷乱之中并听不清楚他们吵的什么。只是听到那陈干部说；“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的历史是审干作了结论的……”王所长则反复怒喝：“你这个三青团骨干分子，还这么猖狂，你等着，我一定好好收拾你。”

   几个干部上来劝解了大半天，才把已将陈干部逼到墙角的王所长拉开，一场闹剧总算落幕，而我对王所长的威势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从此以后，即使王所长见到我还能挂出一点笑容，我都对他心怀反感和畏惧。而且，我对那位陈干部产生有莫名的同情。我不由得想到我的母亲，她也有政历问题。她曾在学校里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国民党会不会比三青团更严重？母亲会不会在单位里也这样被领导骂？我心里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