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郊区税务局税政科有五个人。科长陈荣荪、主办科员蒙兆云、科员周以传。还有两个助征员，黄慧玲和我。税政科负责解释税法，指导、监督税所的税务干部正确理解执行税法。税政科并无硬指标的具体工作。实际上，其工作内容一个人就足以承担，顶多配备一个助手。但既设置一个科，科长就不能是秃头司令，其下只有一个兵也欠威风。故总共弄上五个人才象个样子。蒙兆云还是较忙的，经常接听税所干部的电话，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内勤黄慧玲也终日在她的办公桌上忙碌，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她忙些什么。其他三个人其实并无具体业务。科长不作具体工作是常态。他还兼局党总支宣传委员。常去开各种会议。我被告知首先要熟悉税法，以协助蒙兆云的工作。其实这位老先生哪里须要我协助。我又有什么能力协助他。蒙是留用人员，两朝至此已干了二十多年，对税法十分熟悉。我即使拿着各种税法书日夜地背也赶不上他二十几年的功底。何况高中时代倾慕数理科的我对背税法真是厌倦透了。幸亏后来上面有指示，税务工作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求税所的干部驻村、驻点。局里的干部要经常下到基层。我这个本来就是多余的人乐得离开沉闷的局本部，常到各个税所里去转。藉此，我走出了机关大楼，走进了社会底层，相当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中国农村。

   在广州一中读高中时，每学期都有下乡农忙劳动。但去的地点几乎每次都是近郊石井公社的庆丰大队或红旗大队。那里虽比市区差，但并不非常悬殊。农民住的都还是珠江三角洲常见的青砖屋。而且短短一个多星期里都集中住在小学课室或大队部里，与农民还是隔离的。在郊区税务局下基层后，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蒙、周两位老先生(其实他们那时也只四十几岁，以我现在的目光来看，那尚只刚步入中年，但在当时我的眼中他们已相当老了。)大多只下到近郊所，当晚可以回到市区的家中。我则往远郊所进发，一去一个星期。在所里，我也没有具体工作，只是跟着税务片管员到处跑。即所谓开辟税源、征收税款。然后每星期六回到局里向陈科长汇报。

   在这“下基层”的过程中，我清晰地了解到中国农村那令人震惊的贫穷。

   广州郊区税务局本部所在的沙河镇位于广州东北角。此镇为广从公路的起点。广州东北郊离城区几公里便是半山区。沿广从公路北上，右边一直是山峦起伏。这些地方辖属太和公社。平原地区多为本地人，山区居民多为客家人。无论是本地人、客家人大多都家徒四壁，又脏又烂的被子胡乱扔在床上。煮饭灶所发出的浓烟长年累月地熏，使整间屋子都涂上了一层烟垢。农民们日出而作，承担着繁重的田间劳动，夜间就歇息在条件如此恶劣的住房中。而维持他们生命，使之能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只是粗劣的食物。与本地人相比，客家人生活在更差的状况中。本地人以大米为主食，客家人则番薯占了相当比重。原因是山区或半山区里水田很少。大多山坡旱田里只适于种块茎类作物。另外，从住屋也可看出区别。客家人几乎无一例外住泥砖屋子。进入这种屋子会闻到一股难耐的潮湿霉味。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霉味会被另一种更刺鼻的气味所覆盖，那就是畜牲的骚味或人的尿味。原因是有些农户把猪就养在自己屋子里，或把尿桶放在屋子的墙角。小便时尿桶盖一打开，饱和的尿气一下就冲向屋子的四面八方。或者，由於尿桶没有盖严、尿桶盖有破孔等原因，使尿气在不断的泄漏之中。这虽可降低尿气外侵的瞬时效应。但物质不灭，屋子里尿分子弥漫度的平均值是不相仲伯的。

   后来我知道那个座落在太和山区最深处的叫穗丰大队。分成十多个自然村，多则几十户，小则几户，星罗棋布在许多个山坳里。我用尺子在广州地图上量量。其离广州城边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税务片管员告诉我，那里的人大多一生都没有进过省城。唉！十几公里的距离对於他们来说就如地球到月亮了。

   广州西北角也有一条公路北上，叫广花公路。这里是一坦平原。广花公路与广从公路大致平行略呈喇叭形，在郊区境内相距约七、八至十多公里。出城的近郊叫石井公社。再继续北上就属远郊人和公社。从人和公社的平原上可以望见山峦起伏的太和山区。

   人和公社几乎所有村庄住的都是本地人。他们大多能住青砖屋，吃大米饭。可是有一样太和山区的客家人比他们优越，就是前者不缺柴草烧，而后者一年之中只有半年可以烧稻草煮饭。其他时候就得到处去打柴草了。抬头四望，只有太和山区离自己最近。於是，这些平原的农民便在死去活来的双夏大忙后，便着手进山打柴草了。他们天蒙蒙光就成群结队地步行十几公里到太和山区，上山打了柴草，捆起来往回挑。毒热的太阳晒得他们汗下如雨，何况还挑着百多斤的柴草。在这种情况下补充水分比食物更重要。他们每人都带着一个很粗的竹筒做的盛水器。可是喝干那一筒水也未必能补偿身体失水。好几次，我骑着自行车从人和税所到太和税所，那十几公里，一个多小时的单车车程往往都被税务干部们视为畏途。可是与这些挑柴草的农民们相比那实在还是太轻松。我迎面望见他们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庞和浑身汗透的衣裳，心里不由得升起深深的感叹。农家苦，真是农家苦啊！

   农家劳动不但要成人如牛马负重，连孩子也失去了童年。十岁左右甚至更小的孩子就要承担看牛、斩猪菜等，或到村边道旁用齿扒扒散落在地上的树枝拿回去烧火煮饭。这是他们放学后必须要做的事情。有一次我远远望见一大捆柴草在自行移动。大惑不解赶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个瘦小的孩子在担柴草。两大捆柴草已把他埋藏起来了。

   吃着粗糙的食物，承担着沉重劳动的农民还背负着苛捐杂税。尽量设法逃漏税收说来也是正常心态下的产物。有次在三元里所，一个农民来补说。办理补税的干部边开税单边训斥他说：“告诉你，你没饭开也得先交税。要不，不单止你的榨油坊开不成，牢都有得你坐。”我看到那农民愁眉不展的脸上遍布着如刀刻般的皱纹，心里老大同情不忍，对那位税务干部的声色俱厉十分反感。

   然而，我的身份决定了我必须去做自己反感的事情。有一次下基层到隶属罗岗税所的南岗税站。那天已傍晚了，税站站长说刚接到一个消息，宏岗大队第七生产队杀了猪，要去收屠宰税。可是片管员刚好病了。有人说就等等吧，等片管老张休完病假回来再说。站长说不行。这事迟了就收不回来了。说着说着天色已暗下来。站长对我说，小刘去一次怎么样？我是分局下基层的人员，本无具体收税职责，但既然站长开了口，我只得硬着头皮承担。

   冬天的寒风在夜间显得尤其凛冽。我穿足了毛线衣和卫生衣推着单车出门时也不由打个寒战。而比寒风更令人心寒的是到宏岗七队的羊肠小道须穿过一片坟地。尽管我不信有鬼，但夜间独自穿过坟地毕竟使人莫名心怯。还有，更令我举步唯艰的是我认为征收屠宰税本身就是个毫无道理的事情。我记得长篇小说<红旗谱>里就有个“反割头税”的章节。说的是农民们怎样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税吏来征收他们杀猪的税。农民自己买猪苗，自己买猪饲料，自己花劳动力养了猪，这关政府什么事？凭什么要收税？既然从前农民们是那样反抗国民党收“割头税”了，那么他们今天又会如何呢？

   壮着胆子借着朦胧的月色骑车穿过坟地，找到了宏岗七队的队部。推门进去，里面昏暗的灯光下一片烟雾腾腾。好几个农民抽着劣质烟在闲聊。我认得那位七队的出纳。来时我还担心找不到他会白跑一趟。现在谢天谢地总算他在。我说明来意后，他楞着不吭声。几个农民围上来故意都把烟喷在我的脸上。说我们杀自己的猪还要交什么税？真的，我内心完全同意他们的说法，但公务在身只得一边拨开刺鼻的烟雾一边向他们解释这是政府的规定。折腾了半天他们终於肯交税了。我收齐税款写了税单，如释重负地转身要逃离这间屋子时，突然向前摔了个嘴啃地。身后响起一遍哄笑。原来门口暗中横了一张长凳。在昏暗灯光的阴影之中，急欲离开的我没有察觉这个机关。我明白这是不忿交税的农民们在捉弄我。从地上爬起来后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没有去与他们理论，忍着皮肉小伤头也不回地骑上单车走了。支持着我的最大意念是，这与<红旗谱>中农民的激烈行动相比简直不算一回事。

   有时在一个地方长了也会交到一些农民朋友。我有意识地向他们询问农村的一些情况。有次在钟落潭跟几个中年农民聊谈起来。说是中年，其实只有三十几岁。但沉重的农活使他们的脸貌提前“老化”了。我问他们村子里什么时候生活最差？我猜想他们会说是解放前某个时候吧？六十年代中期离解放前并不遥远，以他们的年龄会对“解放前”留有清晰的记忆。但不料他们却说是1960年最苦。村里饿死了十几个人。没饿死的也都水肿得厉害。真的吗？我惊吓无比。我当然记得五年前饥肠辘辘的日子。也隐约听说北方有的地区饿死了人。但感觉上那都是传言。起码在广州还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这次确确实实听到这种情况不能不极感震撼。“是灾荒吗？”我问他们。“灾个屁！那几年风调雨顺得很。”“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我们就搞不清了。”对话就此打住。或许是不便再深究下去，或许是不具备深究下去的意识和水平。钟落潭是平原区，鱼米之乡。这里都发生这种惨况，其他地方就不消说了。那时的我虽很年轻，但已意识到这是共产党治国上的一次大失误。

   我讨厌局本部的作息。首先是因为税政科其实没有具体业务，有时都不知该怎么打发时间。而更重要的是我厌恶机关里压抑的气氛。於是尽量找机会独自到处跑。我对近郊缺乏兴趣，对远郊的平原地区如龙归、人和、江村也提不起多大劲头，而是尽往山区、半山区跑。从太和到穗丰，从良田到汉田，从沙田到九佛，我处处细看农村面貌。还留意九佛农场知青的情况。因为我差点就落到他们的地步。有次已近黄昏，在一个村庄里听到广播器叫四类分子集合去田头积肥。我知道这是不计工分的额外劳动。未及，六七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老年农夫挑着粪桶来到生产队部门口。我实在无法把神情萎缩的他们与舞台上穿着长袍马褂、留着八字胡、典着肚皮的南霸天、周扒皮等联系起来。我不由得想起那曾上过抗日战场，而今以拉大板车为生、受群众管制的二伯，心里不禁泛起对这些四类分子莫名的同情。

   三年广州郊区税务局工作经历，和对农村状况的了解使我的思绪越出了个人际遇的忧伤。失去童年的孩子、过早衰老的成人、住所肮脏、食物粗劣、油灯如豆。面对这些我似乎忘掉了领受微薄工资的自己其实也属可怜的一群，而去思虑怎么才能改变如此贫瘠的农村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