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落取的惨痛经历使我绝了读大学的念头。面对现实我告诉自己必须做好这个侥幸得到的工作。

   税务局时期的我与高中时期判若两人。高中时期埋头读书，不好运动，体质虚弱。到税务局后不久，为免除每天从荔湾区到沙河上班的路途耗时，我就打了个简单的行李包到局里。每星期六才回家。入夜就在办公桌上睡觉。平时下班后看税法书，早上跑步锻炼。身体日益健壮起来。很可能这无意中给局领导们初步留下了这个年青人有朝气的印象。

   我资质平常。但有务求把事情尽量作好的习性。从小做功课不需大人督促。数理科考试如果得了四分就会懊恼不已。我不原谅自己做不出、或做错任何一道数理习题。此时我把以前苦读的劲头都转在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干劲是惊人的。有一次下基层到黄埔税所，所里有一批发票之类的材料要急送到局本部，但没有人手。我主动提出由我用单车运。一个上午之内，往返沙河与员村(黄埔所地址在员村，与沙河相距约七、八公里。)三次，把材料都及时送到。当时我觉得这很平常。因读高中时到农村参加双夏大忙比这不知要辛苦多少倍。潜意识中以此作参照物，在税务局无论怎么辛苦都不算一回事了。但是没想到这却在领导层中引起震动。他们还没有见过象这样拼命做事的。

   在下基层中我尽量主动找些实际工作做。那时上级要求税务工作不能光顾徵税，还要促进生产，开辟税源。我在钟落潭所下基层时，随片管员在汉田村一带发现许多队办砖厂的砖买不出去。农民们为此愁眉苦脸。我想起有人曾说广州其实缺砖，於是就主动到广州建材公司联络，告诉他们这一情况。建材公司的一位经管此项业务的科长不相信。我建议他派人会同我去实地了解。他勉强同意了。当我带着他的两名部属去到那些队办砖厂时，他俩喜出望外。事情很快就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建材公司找到了货源。队办工厂找到了销路。那些砖窑的烟筒又冒烟了。象这样大型的促进生产项目连在税务局干了多年的干部们都未有做到，而我这个才二十岁的小助征员却办成了。

   冬季，农村糖寮开榨。税务局要派员驻在糖寮就地徵税。这是苦差事，很多人都设法避开。我想藉此更深入了解农村状况，遂主动表示愿去。糖寮旁边的一间破旧小屋里摆了一副床板和两张破学生书桌，作为我的就寝处及我和糖寮会计的办公桌。徵税员是不受欢迎的角色。为了融洽关系，我在计税征收之余主动参加糖寮里的生产劳动。在此过程中与一些糖寮农工和农村青年交了朋友。更具体地知晓了他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双重贫瘠。一个工分仅值几分钱，很多人家都超支。巴望着糖寮开榨年终可以分点红。可是糖业专卖公司尽量压级。你们税务局又要抽税。没什么指望啦。我尴尬地讪笑着。哦，这不关你的事。生产队副队长兼糖寮场长宽厚地对我说。他也看出我与糖业专卖公司的人大不相同。我整天在糖寮里做帮工，后来甚至学会了撑杆搅糖浆的技术活。而糖业公司的人则派头十足。这说来也不足为奇。糖业公司是给他们钱的，而我是向他们讨钱的。

   我在糖寮里的工作情况给局里的巡视人员了解并汇报上去。局的头头们颇为惊讶。因以前还没有人这样下力在糖寮工作。由此而获得他们的好评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在助征员群体中我明显有着突出的工作干劲和能力。如何看待我这种青年人，税务局的领导与高考招收办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六十年代中期每年大学招生只十几万名。也即毛入学率仅百分之一点几。(当今为19%)所有大学生都将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而且其中有的前途不可限量，成为未来的中央级领导人亦未可知。(稍早一些，五、六十年代之交进入大学的胡锦涛、温家宝便属此类)故此，为党国大计深谋远虑的中共顶级领导人下令对大学生的录取实施严格政审。招生办官员是其意图的执行者。所有的考生在他们的卷宗中都只是毫无生气的符号。只要是盖了“不予录取”的印章的符号就必须予以抹去，无论这个符号下的考分有多少。

   税务局的领导就大相径庭了。他们面对的不是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没有去为党国大计作深谋远虑，但他们却需要有干劲有能力的税务工作人员。税务员在为谁做事？当然是为党、为国家。但这其实只是空泛的高调。更实际的是在为领导做事。工作完成得好，领导脸上有光。领导之上还有领导。每一级领导者都需要有得力的部下把工作做出成绩以让他好向更上级交差，并藉此受到更上级的赏识和提拔。社会权力体系呈金字塔结构，即使民主体制下亦然，只是权力的法理基础不同罢了。於是我被局领导所重视，并被列入了培养对象。

   市税务局举办为期两星期的政治培训班，我被派去参加。这当然是领导“培养”我的具体措施，而我竟然连团员都不是。郊局团总支书记向我暗示几次--她当然会是得到指示才这样做的--我装着没听懂。我牢牢记住高中二年级的惨痛遭遇，不想再讨个没趣。何况那时是想有利于考大学。现在大学梦已绝。就凭我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若有助征员转干总不会少我一份。干吗要去入那个团？看我无反应，科长陈荣荪出面直接了当地要我写入团申请书，我只得照办。我看见他在申请书上批写：“请团总支从速考虑”，就拿着申请书走进了局长办公室。不久，局团总支书记就给了我入团申请表。并很快就安排了“通表会”。一般来说，“通表会”后一、两个月上级团委就会批准下来。可是我的足足拖了好几个月。我内心明白这是大姑二伯的事情又发酵了。我根本懒得去问。后来终於还是批准下来了。科长陈荣荪对我稍作勉励几句。沙河所所长、分局党总支组织委员王家其则找我谈话。说加入共青团只是第一步，要不断要求进步。党的大门永远对革命青年敞开，要立志做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云云。

   但是，投考省财贸干校以数学第一、总分第二的高分被拒在我心中种下的反现实种子竟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不为团委批准的消息和王家其的鼓励所动。那时，<参考消息>已开放到税务分局这一级。我是每一期<参考消息>的热衷读者，从那个小小的窗口热切地窥视外部世界。陈荣荪见我经常看得那么细。有次对我说：“嘿！小刘，参考消息只能是作参考一下的呀！”我赶紧点头称是，但心里边则说，这里讲的比报纸真实得多。

   <参考消息>给我最大的思想启迪，是我从中确切获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多党竞选、上院下院、三权分立等。我心中朦胧感到资本主义比修正主义好，修正主义又比社会主义好。我心里有个比方是资本主义好比是街上有几个饭堂，这家“刮拢”(粤地俚语，意为收取高价钱却给低劣食物)你可以去别家。社会主义好比街上只有一家饭堂。你要吃饭非得到它那里去不可。於是它怎么“刮拢”你都得忍受。至于修正主义为什么都比社会主义好，则是因为共产党在说修正主义要把社会主义修到资本主义去。

   但是，我又确认中国绝不会走向修正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厉害得多。苏联的十月革命有点象一哄而起，之后只打了几年的国内革命战争。而中国共产党从北伐、井冈山、长征、抗日到解放战争，打了二十几年，基础无比坚实。死了那么多人才拿到了政权，它怎么可能修正成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呢？

   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被拒，及其后这两、三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做船舰设计师。读数理科极为专心用功，对社会、政治无所关注。怀着少年理想的破灭进入青年时代后整个人简直换了个头脑。心智急速地成熟起来。宏观上对社会现实、政治制度有了自己的思索。微观上对周围的人和事都甚有洞悉力。能够相当准确地判断某个人的社会座标及其意向，和某人言行后面的动机和真实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在1971年就能暗中写作“文化革命简析”初稿的原因。这中国第一部三年文革简史竟是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工余之手，而且在问世的时间上远远领先于其他所谓专家学者们的大作。至1980年将它油印问世和1996年收录于文革史论文集<封杀不了的历史>之中时，我都再没有对它进行改动。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持其历史原貌，另一方面则是里面的观点看法与我当今的仍基本吻合，毋须删改。

   入团获批准以及王家其的谈话倒是开启了我对另一种人生道路的设想。年仅二十岁的我已认定了共产党制度是个坏制度。因为它把人分成等级，实行政治歧视。而且搞了十几年，人民还是那么贫穷，尤其是农村。我想，今后一方面要继续勤勤恳恳地工作，做出成绩，另一方面也去装个“要求进步”的样子，能入党就入。共产党制度坚如磐石，根本改变它绝无可能。但如果我入了党，能爬上一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的位置，我一定要在我管辖的范围内施仁政，让人民都能安居乐业。1966年初，郊区税务局团总支改选，我被明显有领导运作痕迹地选为总支委员。这无疑加强了我“伪装积极”，有所进取的信心。

   记得1963年某日广州一中开校会。校长万冀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现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要大抓阶级斗争是非常英明的。我们学校要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要防止红皮白心的野心家骗取党的信任。”接着，万冀讲了上级文件中所列举的一个典型事例。某大学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党员、校团委副书记在游泳中溺毙。学校正要给他开隆重的追悼会，这时在他的遗物日记中发现他大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字。他并打算继续伪装积极，争取二十年后做到中央委员。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据说这个案件对中央震动极大。决心要对大学生进行严格的政治甄别和教育。

   高中时，我被定为白皮白心的学生，并被摈除在大学校门之外。来到税务局后，在这特定的环境中，我似乎变红了。但那只是“皮”红了。我的心仍然是白的。当然，由於我的起点低得多，抱负远远没有那位溺死的党员大学生高。但是抱负的质是一样的。就是伪装忠於共产党，争取日后能爬上某一领导职位，在自己职位能及的范围里真正为人民做些好事。

   好几次骑单车累了，在小路旁休息，顺便爬上旁边的山坡极目四望。南岭丘陵的余脉郁郁葱葱。一条小溪蜿蜒山谷。大自然是多么美好。(六十年代中的广州郊区还没有象八十年代以后那样到处爆山取石，搞得怪石嶙峋的。)可是，散布绿树葱茏间的竟都是些泥巴房子。我心里不由得深深地叹息。然而青年人毕竟都有开朗快乐的一面。叹息完后我又会高歌一曲。那时最常唱的有三首歌。首屈一指的是李文科的<走上高高的兴安岭>；另一首是马玉涛的<马儿啊，你慢些走>；还有一首是胡松华的<赞歌>。我当然认为这些歌的歌词都在粉饰现实。但我还是喜欢它们那宽广的音韵、豪迈的旋律。唱着歌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我想，既然廖国雄、陈荣荪等非红出身都还是入了党，做了局长、科长，那只要我努力工作，积极表现，亦会有入党做官的可能。等我做广州郊区的区长，我一定要让农民们都住上红砖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