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四、参加黄埔税务所小四清工作组

郑是分局稽查科长。这是个异数。郑本属丁类人员，在国民党时期的税务局干过。丁类人员绝大多数都不可能进入党内，但他竟是个例外。他是怎么会被共产党接纳的呢？根据我几年与之的接触了解，他应并不是充当政治运动的打手，踩着他人的政治尸体爬上去的，而是恭谨勤勉，被共产党用以标榜其宽宏大量、善待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接纳的。丁类人员任业务类小官并不奇怪。局稽管科的两位科长，苏智仁、黄继雄都是丁类人员，但他们在政治上明显不受信用。黄为人城府较深，苏则稍较显露锋芒。有次他们三人在政治学习的间休时刻闲谈。政治学习的内容是破除无所作为的思想作风，要树立革命理想，为革命事业有所作为。苏智仁对郑厚坤揶揄地笑着说：“我们都是无所作为的，只有你是有所作为。”黄则在一旁阴阴地怪笑着。郑也颇不自在地讪笑着，以掩饰自己的局促尴尬。那时我虽刚十九岁，但已洞悉苏那句话的弦外之音。他们三人都同属丁类人员，但郑竟可入党。苏对郑的笑话，表面可解释为对郑的赞扬和羡慕，内里则应诠释为对郑的讥讽，甚至还可引伸为对共产党这一政策的不满。苏敢於当着我的面这样对郑讲，一是他摸透了郑性格的温和。二是我那时刚进税务局不久，还没被领导重视，只是个不起眼的孩子。若再过一年，苏断不会这样。

我在被领导重视、受到政治培养的同时，也就被群众视为有攻击性、会向领导密告他人“错误”言行，踩着别人向上爬者。虽然在税务局三年我没有密告过任何人，但人们持这样的戒备心理是完全正常的。这是文革前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紧张压抑的社会生活所沉淀出来的；是人们从无数惨痛的事件中提炼出的经验教训。它反映了文革前在“革命歌曲大家唱”的一片热烈表象下，真实人际关系的紧张脆弱乃至恶劣凶险。

黄埔税所的原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潭华是甲类人员。他不幸英年早逝。所里还有另两个非党副所长赖福详、候培坚。这两位都是丁类人员。分局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认为由於潭华去世，没有得力的领导，黄埔税务所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泛滥，甚至有重大政治问题，必须立即进行清理，不能等到大“四清”。

小“四清”工作组进驻后，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固有程序，首先是召开全所三十多人的动员大会。接着就是分组阅读文件、学习讨论、逐个表态。工作组对全所干部进行分类排队，确定哪些是运动的依靠骨干；哪些运动的对象；哪些是中间人物。

运动骨干和运动对象都由工作组分别召开小会。对运动骨干号召他们首先勇于清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检讨自己思想工作生活中的错误，然后轻装上阵，对所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运动对象则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文件，端正思想，不要存有任何侥幸过关的心理。自己有什么问题要主动交待，洗手洗澡，痛改前非，争取党和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除小会外，工作组还找运动对象作个别谈话，进行所谓“政策攻心”，语气和言辞比小会上更严厉些。毫无疑问，被列为运动对象的人们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共产党政治运动的常规战术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鼓励人们互相揭发。书面和口头都可以。工作组随时予以接待和接受。工作组还组织力量作有针对性的内查外调。调集了好几年的完税单存根，抽出其中有疑问的进行外调。

我在工作组中只是个小角色。开会时作作纪录。组长或主力组员陈耀明找运动对象谈话时旁听，有时也作纪录。还有一次随组长郑厚坤出差到莲花山外调，因有位运动对象完税单上的缴税人在那里。我们到了莲花山，几经曲折找到了交税者。首联和存根一对，就发现收税者玩了“大头小尾”的做法，贪污了十几块钱。别看小这个数目，那可相当普通人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的工资啊！郑组长喜气洋洋。可以有料向上交差了。说实在的，文革前中共官员的贪污行为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这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如那时运动连年，官员搞这些名堂的胆量受到控制。更重要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使贪污受贿的渠道大为减少。但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低效率和大浪费所招致的巨大经济损失是它的官员迫不得已的相对“廉洁”所远远无法弥补的。

那时我虽年轻，但心里也明白。郑组长只是表面上的运动领导人。真正说话算数的人物是分局政办主任李初寿。黄埔所里要整谁，怎么整，都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经济贪污问题锁定了几个重点人物，但经过内查外调都没有重大斩获。工作组按照李初寿的指示要大力清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其具体内容就是抓住男女关系问题大做文章。据说“乱搞男女关系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具体表现”。所里有位名叫颜成杰的助征员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发生关系。那少妇是位家庭妇女，比她丈夫年轻十好几岁，就住在税所附近，跟那助征员好上了。经揭发、交待、思想批判的标准过程后，助征员很快被开除了。不过这或许好，因可少受点人格羞辱。另一位中年女干部情况就不同了。她与所里一位男干部发生关系。他们两位的个人生活情况都是与配偶长期分居两地。由于那位女干部出身差(资本家)，批判的火力总是集中在她的身上。机关干部一般不会因男女关系问题被开除，但其代价是无穷无尽的人格羞辱。他们被迫交待发生关系的细节，深挖“乱搞男女关系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根源”。他们写了一份又一份的交待材料和一份又一份的自我思想批判。所里还举行了好几次会议，先由她作交待和自我批判，再让群众批判她。据说是考虑到助征员太年轻，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能力弱，故不要我和所里的几个助征员参加那些会议。

黄埔税所小四清最重头的戏目是要挖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这个所里丙类人员较多。从市公安系统调来税务局的前干警们，如果是由於政治上有瑕弊而致调职，那大多会安于新的公职。但如果是由於“调皮捣蛋”，与领导关系不睦而致调职，则往往会积累下更多的怨气，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更显桀傲不驯。

黄埔所有三个名叫叶洪生、余居智、阮敬荣的丙类人员平时走得很近，讲怪话、跟领导抬杠。潭华去世前就向局里多次反映他们的情况。李初寿决心利用小“四清”好好揭露整治一下这个问题。三人中叶洪生最锋芒毕露，最敢顶撞领导。阮敬荣次之。余居智则较内敛，在叶、阮发难时他多在一旁莫测高深地笑着。李初寿与工作组和所里积极分子研究的结论是，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其中余居智是狗头军师，叶洪生是急先锋。

工作组的号令一下，高潮马上掀起。所里的干部看到李初寿亦来常驻，知道重头戏开场了。不但积极分子们大写余、叶、阮三人的大字报，其他人，包括有经济问题的运动对象亦都随着积极分子对三人群起攻之。一时间，讨伐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声势铺天盖地而来。余、叶、阮三人被停职专写交待材料。工作组及李初寿一次又一次找他们个别谈话，要他们老实交待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余居智被判定为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被置留在所里，不让回家，责令其老实交待一切罪行。

这时，冬天将至，榨季来临。分局抽调我去做糖寮收税工作。我遂离开了黄埔税所。不久，我听到一个极为令人震惊的消息。余居智跳楼自杀了。据说余已被严密监视。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两餐饭由人送去，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工作组并没想到他会自杀，之所以盯紧他是怕他伺机与叶洪生、阮敬荣两人串通搞攻守同盟。不料余在上厕所时由窗口一跃而下。据说他跳楼时还高叫了一句“毛主席万岁！”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十分沉重。太惨了！余居智留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和善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地死掉了。当时对“四清”运动搞经济问题，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但对那样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男女关系问题我就感到有些怪怪的。我觉得很滑稽，男女关系问题与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相干呢？至於揭露反党集团，则给我敲了警钟。我深知，我其实是对社会现实极为不满的。照工作组整余居智等人那样的标准，我早该列入反党、反革命了。鉴此，我告诫自己，千万要小心，不要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几个月的糖寮工作结束后回到分局。有次见到沙河税所的一位助征员，她告诉我，那位与王家其冲突的陈干部已在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公职了。我听了心里一沉，不就只是个三青团员吗？我不由得又想到了我的母亲。

未几，有天又看到一位钟落潭税所的干部站在分局的走廊上，神情十分落寞。我跟他打个招呼，他也茫茫然几无反应。这位干部较为年长。我每次去到钟落潭税所他都对我十分关照，帮我清理一个小房间来睡，教我怎样从深井里打水来洗澡，很有长者风范。我对他也抱以对长辈的尊敬。

我有点奇怪，回到办公室后问一位干部。那干部说：“你还不知道吗？钟落潭所搞大“四清”。他被清理出来，定为逃亡地主。不但开除公职，还要遣送回乡哩。他来分局大概是办些什么手续吧。”

余居智的自杀；陈干部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这位干部被遣送回乡，这一连串的消息使我倍感压抑。不错，在税务局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我似乎不再是个政治劣等者，但我内心对政治劣等者总有种深深的同情。因为在潜意识的深处，我仍然把自己归入政治劣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