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情况会如何呢？从社会宏观来看，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大北朝鲜？从个人微观来看，我能不能实现自己做个共产党好小官的愿望？从研究既成事实的角度出发这些“如果”已无甚意义。文革确实已发生了。中国就是中国，不是另一个大北朝鲜。我还没来得及写入党申请书文化革命就爆发了。我原来设计的人生道路因此而中断。我非但没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小官，而且渐次成为共产党的政治死敌。但是，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转换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基于前一阶段受领导“培养”的政治惯性，在转换之初我仍身不由己地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并被群众视为保皇派。

   1966年4月30号，人民日报批<燕山夜话>的长篇文章发表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就急速地坠入了一场大迷乱。五月间，郊区税务局的干部们在政工干部的带头作用下也贴出一波又一波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大字报。很滑稽的是，这些写大字报的人们(包括我)，其实都没有看过<燕山夜话>原著，都是在转抄报纸上的东西。而我则从报纸上批判文章摘录<燕山夜话>的段落中感受到作者的睿智。比如在“一个鸡蛋的家当”那篇短文中，作者巧妙地用比喻批评了当权者治理国家的颟顸与失败，令人莞尔。基于对农村贫穷的了解；基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制度的疑问乃至否定，我对共产党内竟有大干部会发出这样的言论感到惊讶和惊喜，不禁暗中为之叫好。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也随大流去写大字报批判它。

   六月间情况升级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彭真等大高干倒台。人们不禁为之震动。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局里的大字报也从思想批判升级为阶级斗争的调门。局党总支和政治办公室还组织干部们举行许多次政治学习会，动员大家起来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彻底批判吴晗、邓拓、“三家村”、“四家店”等黑帮。

   七月间，社会上不知怎么就一下刮起了“破四旧”的狂飙。令人十分惊愕。星期天回到家里，我那就读广州二十一中高三的弟弟刘国旋回家兴冲冲地跟我讲起他和同学们上街改街名、店名的事情 (我兄弟三个，老二刘国旋、老三刘国铸。彼此年龄都相差两年左右) 我内心对此颇感不以为然。这是不是在胡闹？这街名、地名有必要去改吗？不料事情还迅速发展成对具体个人生活的干涉。有天我经过广州文化公园门前，发现有好几堆人群在争执些什么。我走进其中一堆去看，原来是几个操普通话的学生拦着一个青工模样的人，要剪开他的窄腿牛仔裤。那广州青年操着蹩脚的普通话争辩着。我一向对理大包头、穿牛仔裤者没有好感，但此时则觉得这些学生的作法更令人不能接受。便上前去对那班学生说：“裤管窄一些并不见得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而且现在布票有限。你要他把裤子剪了，他没有布票买裤子穿怎么办？”那几个学生一下楞住了。他们没想到竟会有人出来帮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说话。而且还是个操着相当标准的普通话，理着学生头，穿着打了补丁却干净整洁的解放装的十足“革命青年”。趁着这几个学生的愕然，那广州青年赶紧溜走了。我也抽身离去。听见身后那女学生以翘舌音极重的京片子在问其他学生：“这是个什么人？竟敢来阻扰我们破四旧的革命行动？”

   如果说，我在街头以我的本色，干了反对“革命”的事情，那么，我在单位--广州郊区税务分局里就以我的政治脸谱扮演了“革命”的角色。这场“革命”在几个月后被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於是，我在这场“革命”中的“革命行动”又应重新界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

   也是七月间，某日，局长廖国雄满脸严肃地召集局本部全体干部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他说这次运动是要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埋藏在我们身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揪出来示众云云。文化革命运动领导办公室由他和局政治办公室的干部黄潜、邹樽端组成。其时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正外出政治学习未归。

   几天后黄潜、邹樽端召集几个政治积极分子开秘密会议，我是其中之一。会议把局本部的四十几个人进行政治排队，看其中哪一些可能是隐藏的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会议得出结论，排在首位者是稽管科的郭书恒。郭四十来岁，是个丁类人员。郭性格鲜明。丁类人员大都谨慎言行，而郭却口无遮拦。丁类人员对现实都会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但他们都把这不满埋藏在心中，只有郭不时以玩笑话表现出来。记得有一次在学大寨平整土地的劳动中(那时规定机关干部每星期参加体力劳动一天)，有人谈起某先进人物如何思想、工作都“过得硬”，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什么过得硬？我看是过得软！”当即有人对他这种大胆妄言提出疑问。他则巧辩说：“哦，不是。我是说我现在的脚下觉得软。”在粤语中，“过”、“觉”同音。当时刚下了场雨，土地都很松软。於是人们暂时都付之一笑，但这已被某些政治积极分子记入脑中了。还有一次在例行的政治学习讨论会中，人们的发言都充满着对共产党的歌功颂德言。郭竟然摇头说：“嗨，是不是有点不由衷啊！”人们听了都惊愕得冷场几秒钟，然后由另一名叫董其勇的丁类人员打哈哈，其他人亦随之打哈哈把尴尬的场面掩饰过去。

   黄潜提出首先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郭书恒，并说明这是局党总支的决定。可知在这政治积极分子会议之前，局党总支已开过更有决定意义的会议，黄只是传达者而已。

   运动正式开展。我们这几个政治积极分子们都依照运动领导办的旨意把矛头指向郭书恒。局里其他干部一看这阵式都明白，这次运动局领导是要把郭书恒拿出来交账了。一些原来忧心忡忡的丁类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对郭书恒进行无情笔伐。一时间，局里的走廊上贴满了诸如“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极右分子郭书恒罪恶言论”的大字报。几天之后，郭书恒已彻底变了一个人。非但那常见的诙谐笑容不再重现他脸上，而且面部每一片表情肌都充满了忧伤和惶恐。原来十分丰腴的脸庞和身躯都迅速消瘦下去。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他心里明白，这次自己是厄运当头。上头是要把他做运动的牺牲品了。而我们几个运动积极分子则被运动办出红榜列为革命左派，算是一种政治奖励、政治荣誉。

   在这揭发、批判过程中有一个插曲，就是由我挑头把计统科干部张昌柳推上运动对象的地位。张是乙类人员，本不在局领导交账的名单中。张的内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但他绝对不会象郭书恒那样表露出来。张的不满并不是针对制度，而是针对近身的际遇。他是个天分甚高的人。蒙着眼睛下象棋就可下赢许多人。他不屑谄媚奉迎，这在中共机关干部群体中是难得可贵的。这种处世风格使之仕途受阻。在同期参加工作的乙类人员如廖国雄、陈荣荪等都纷纷入党升官后，他还是一介普通干部。说来对他这种人我是应该予以认同乃至钦佩的。但这只是多年后我的思想较为成熟了才具有的看法。

   在运动揭批高潮中，除郭书恒外亦有其他人被波及。如张昌柳写了陈荣荪的大字报。令我不满的是张的大字报中竟有涉及我的意味。我暂时忍着，不料张还有续篇，说税政科里互相标榜之风很盛，有人对科领导处处迎奉，一幅阿谀奉承相。我明白他是在指我。当时未满二十一岁的我的确是年少气盛。勃然大怒之余，回敬了张的大字报。我努力回忆张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所有可以上纲上线的言行加以揭露抨击。由於我是政治积极分子，有人看到这种情况以为这里面有上头的授意，要多增加一个交账对象，於是也群起写张的大字报。

   回顾我在三年文革中的全部言行，只有这一件是于心有亏的。写郭书恒的大字报，我是应付差事。郭不会怪我，因他知道这是局领导要拿他交账。但张一度成为运动对象则完全是我的所为。张憎恨我亦是顺理成章的。说来在我逐渐被局领导重视并列入政治培养对象以后，局里一些人就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体会得到在他们表面敷衍的笑容后面是提防乃至憎恶。但是，为了实现我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好小官的设想和计划使我不去顾及这些了。张对我和陈荣荪有双倍的憎恶，故写了明打陈，暗打我的大字报。他万万没有想到因此会遭到我猛烈的还击。

   由於九月份以后运动的转向，无论是张昌柳、郭书恒还是其他被大字报围攻的人都没有真正坠入政治罗网。我不知道张昌柳有没有对他人生道路中的这一事件进行总结。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为了生存去应付共产党的指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必要、不应该自行加料地去攻击共产党指令之外的人。否则遭到还击亦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我则对此事件进行过总结。在我离开广州郊区税务局到广州有线电厂后，对厂里只表现积极而不加害他人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例如有个名叫唐菊宝的生产班长干活十分卖力，又带领全班工友背诵“老三篇”，由此得到领导的赏识。她入党后被提拔为车间主任，由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再升为任劳资科长。我对她这样的人不抱敌意。我想，既然我对自己在税务局时期只努力工作并无踩人却遭受一些人的暗憎感到委屈，那么此时我就不要去暗憎唐菊宝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