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税务局秉承领导的旨意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郭书恒时，我的母亲李树勤则在她所在的单位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茶叶加工厂遭到与郭书恒同样的厄运。

   外公是位地主兼中医。他生了许多女儿。母亲排行第七。由於女儿太多，外公动辄打骂妻子和女儿来发泄心中的烦闷。后来他再娶一房太太生了几个儿子后就更不照管女儿们了。母亲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又看见嫁给农户的姐姐们生活十分困苦，於是下决心读好书冲出一条人生之路。初中毕业后她投考成都师范。由於师范不但免学费而且供应伙食，投考者甚多。母亲在八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被录取。师范毕业后母亲还想读大学。亦是由於没有经济能力读一般大学，便去投考免费的中央政治大学。后来还在中央政治大学里集体加入国民党。於是，母亲在政治上有着双料的政治“污点”。一是地主家庭出身，二是国民党员。

   母亲深知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故从来都极为谨慎言行。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父亲本想响应号召向单位领导提些意见，幸得母亲力阻而未落入右派罗网。除政治上小心翼翼外，母亲工作上亦极为努力。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加班得很晚才回家。多年后，我问母亲为什么那时工作总是那么多？母亲告诉我，为了取得领导的好感，她尽量多承担一些工作。(母亲是茶叶加工厂财务股的头) 而且有时即使不太忙，亦延长一些工作时间。作为一个有政历问题的旧知识分子--丁类人员，在五、六十年代极其严峻的政治气候中，母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有着深深的危机感。为了在那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母亲竭尽了全力。可是尽管如此，尽管母亲的行事风格与郭书恒大相径庭，但还是难逃郭式厄运。这是因为在茶叶加工厂里十几个机关干部中只有母亲一个丁类人员，更何况还有着双料的政治缺陷。厂里没有任何人比母亲更适合于作运动的牺牲品了。

   那时茶叶加工厂的厂长李彬被暂调往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厂长一职由政治办公室主任艾虹代理。在她的主持下，母亲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当我得知母亲的遭遇后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使我在单位里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劲头大减。当时社会的政治逻辑是，大凡父母被查出、揭露出有成分问题、政历问题、政治问题，子女都要与之划清界限，甚至要大义灭亲，对自己的生身父母进行无情斗争，以向党、向毛主席表达自己的忠心。当然，这里面除了邪教般情怀外，有时还会有可耻的利益考量。即以向无辜的父母吐口水、扔石头来取得政治命运执掌者的宽宥和接纳，摆脱父辈留下的阴影，另行开辟自己的前途。但是，我天生对这种行为方式极为反感和鄙视。我从来不认为父母有任何原罪，断然拒绝任何以伤害亲情来换取利益的做法。非但如此，我爱屋及乌，从对父母的维护扩展为对所有丁类人员的同情。由此，我不但再没有劲头去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且对自己前阶段的“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感到心亏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