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二弟刘国铸初中毕业时，我父母鉴于我的前车之覆，叫他不要考高中，而投考定向作技工的职业学校。我们兄弟三人中以他的资质最高。父母作此决定说明父母内心的幻灭。他遂考取广州建材职业技术学校。以后毕业了将定向在广州建材系统工作。由於我只星期天回家，与弟弟们接触有限，对其详细情况已缺乏了解，但也约莫知道他在“要求进步”，申请入团。有次回家见到母亲气得在抽泣。原来二弟竟然说母亲是地主，要与母亲划清界线。我听了大为生气，遂训斥他胡说八道。我对他说，你要搞清楚，外公才是地主。二弟说妈妈是国民党员。我说妈妈是在学校集体加入的，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妈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已作了结论的。

   这件事使我对二弟很有意见。我想起了高中时期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入团就把父母骂得一塌糊涂，而且有些还明显是夸大来骂的。我不明白许多同学为何会如此功利，只要利益，不要甚至践踏亲情。如果父母真的是作奸犯科，那当然应大义灭亲。可是，父母只不过是个资本家，或在国民党时期的机关里做过职员，有什么理由要把父母骂个狗血淋头？他们还说这样做是为了争取进步。屁！说得好听。谁不知道这入团是为了考大学多点政治资本？做人要有良心，要有起码的孝道。我是情愿永远不入了团，也绝不骂父母的。

   在得知二弟争取入团时，我已在税务局入了团。但我心里很坦然的是，我丝毫没有骂过父母。我的入团是他们找上门来的。可是，二弟，你为什么要争取入团呢？我心里这么问。你已读了职业技术学校，你又不考大学，何必去做那等事？但转念一想，二弟不考大学而争取入团，这说明他是真正要求进步。可是，什么是进步啊？共产党制度好吗？拥护共产党就是进步吗？我也在要求进步，但那是装假的。我是想以后能作一个共产党好小官，为人民办点好事。可是你呢？你比我小四岁多，你比我少知道许多情况。这个社会制度是不值得真心去维护的。但是，这些话溜到嘴边我又都吞下去了。我只是激烈地责备他不应胡说。

   半年多后，这个争取入团不果的少年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1966年7、8月，广州一些学校的学生在“破四旧”的同时还向本校领导提意见。二弟所在建材学校也有这种风潮。这类意见五花八门。从指责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饭堂伙食差什么都有。二弟和一些同学提到学校安排他们太多时间去水泥厂劳动，减少了许多上技术课的时间。(后来我私下向二弟询问，他说真实意见是水泥厂粉尘极大，劳动条件极差，同学们都很不愿意到那里劳动。) 学校领导推说这是市建材工业局的决定。你们有意见到局里去提吧。二弟和几个同学遂拿着大字报到建材局去张帖。这时局里有些干部出来干涉。双方站在局院子里争吵起来。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从办公大楼二楼阳台上传来：“你们为谁造反？你们造谁的反？”众人抬头一看，是局长。局长的威仪是众所周知的。一时间场面安静下来。局长遂又厉声再问了一次。平时就有口吃毛病的二弟结结巴巴地说：“我们-为-为-无产-阶级-造-造反。”不知是二弟在紧张中讲错，还是局长听错，抑或局长蓄意诬陷他，总之，局长听了突然大叫：“什么？你说要造无产阶级的反？同志们，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当众呼喊反动口号，造无产阶级的反。还不快把他抓起来。”

   工业局的干部们闻声一拥而上，反剪二弟双臂，按下他的头，就地召开了批斗大会。二弟的同学一看这阵势都吓得作鸟兽散了。二弟奋力争辩，但他结结巴巴的声音淹没在批斗者的吼声之中。有人怒声喝道：“你这小反革命，还不老实！还想狡辩抵赖！”并用力把他的头按得更低一些。批斗了老半天。再把二弟关进一个小房间。晚上，局里几个干部打开门对二弟喝道：“你这个小反革命滚吧！回到学校里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监督，彻底改造自己，重新作人。”(几个月后，平反成功的二弟得知那时公安局不愿马上捕人，只是要建材工业局自行对二弟予以监视。)

   星期天回家得知二弟的这个遭遇后，我完全丢掉了从前因二弟要与妈妈划清界线而对他的不满，完全站到二弟的一边，大骂建材工业局领导混蛋。我极力安慰二弟不要怕。我说，没有那么容易就可定为现行反革命的。你的确没有呼喊反动口号。无论他是听错还是诬陷你，总之没有录音机录下来，你就一口咬定你叫的是“为无产阶级造反”。二弟大概是没想到他这个相当“红”的大哥不但没有歧视他，与他“划清界线”，反而帮他说话。从此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尊敬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