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在各单位内部大搞揭批之时，社会上则由瞎胡闹、恶作剧式的“破四旧”恶性发展为任意入屋抄家、打人乃至殴打至死的“红色恐怖运动”。广州的情况远没有北京那么血腥。抄家的情景是处处可见，但打人至死则少有所闻。其原因是“红色恐怖运动”系以高、军干子女为骨干搞起来的。而广州地区的高、军干子女一方面远不及北京多，且年纪尚幼，多数还在读小学或刚进初中，缺乏暴力行为所需的肌肉力量。(后来我了解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广州有些高、军干对其子女较有约束。)

   由於抄家风越吹越盛，我对自己的家有所担心，遂发了两封信分别给大弟、二弟，约大家在大弟刘国旋的学校二十一中见面开兄弟会议。兄弟汇集后，我首先对社会上这种任意入屋抄家打人的做法表示反对。我说这是违法的、违反政策的。大弟则说，如果没有办法避免被抄家倒不如自己主动带人去抄，这样还可能不那么惨。他说的亦是实际情况。当时已有许多出身“不好”的中学生这样做。但是我坚决拒绝这种做法。我说我们的家庭根本没有要被抄家的大问题。爸爸妈妈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理由要被抄家？“那如果有人要来抄怎么办？”刚被单位领导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二弟心里相当虚浮，他担心地这样问。我瞪起眼睛气呼呼地说：“不让！凭什么要抄？我们家不是黑五类”。两个弟弟听了不再言语。

   “红色恐怖运动”在官方的默许、纵容下越演越烈。打死人的情况终於也在广州出现了。大弟告诉我，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把附近村子里的老地主富农抓到学校里关起来日夜毒打，不给水喝，两、三天后那几个地主富农都死了。

   二十一中位于环市路北侧。那时市区以环市路为界。路以北就算郊区，已有村庄。当时广州除八一中学外，二十一中就是高、军干子女最集中的学校。故二十一中的红卫兵搞“红色恐怖运动”十分凶狠。

   我问大弟；“人打死了怎么处理？”

   大弟说学校通知淘金坑村的人来收尸。

   “谁来收尸？”

   “听说是地主的儿子。”

   “他有什么反应？”

   “没有。惊惊惶惶的。一声不响地把他老豆(粤语对父亲的俚称) 背走了。”

   沉默。我久久无语。内心充满了对那些地主富农的同情和对红卫兵的痛恨。我想起了我在农村里见过的那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地主富农。我觉得那都是些苟且偷生很可怜的人。如果地主富农真的有什么罪恶的话，那早就在十几年前的土改中被镇压了。能够苟活到现在，想来都是些小地主富农，也没有作过什么恶。但是没想到如今还是过不了“红色恐怖”这一关。

   大弟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再没有七月间参加“破四旧”的意气风发了。“红色恐怖运动”不但发展至打死“四类分子，还殃及出身“不好”的学生。正式属於“黑五类”)的子女者，固然受尽红卫兵的辱骂乃至殴打，就算象大弟这样的学生也没有好日子过。因为红卫兵们根本不承认他们的家庭出身是“机关干部”。红卫兵气哼哼地说“机关干部是职业，不是成分。老子的爸爸妈妈是革命干部，这才是成分。你们的老爹算那门子的干部？根本就是些伪职员。在国民党的机关、部门里干过事，为国民党效过力。如果把黑五类扩展为黑六类，你们就入围了。”大弟他们不服气。拿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跟他们辩论。因为那本小册子里有一句话是：“职员成分与工人同”。红卫兵骂道：“做梦！想得倒美，还想混充工人成分红五类。那职员是指你们的老爹那种吗？伪职员跟职员不同，懂吗？”

   大弟是否跟我一样，同情被打死的地主富农，我不知道，但我清晰感觉到的是，他十分愤恨红卫兵对出身成分不好的同学的欺侮。不但愤恨，他甚至在试图反抗这种政治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