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踏着“红色恐怖运动”的节拍回到了郊区税务局，立即在局里搅起新一轮轩然大波。乙类人员廖国雄是按正常牌理出牌者。上级指示要搞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就按惯有章程办事。组织积极分子，定出目标人物，集中火力，一举击倒。可是，这次运动确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十六条”怎么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郭书恒式的人物究竟还整不整？

   就在廖国雄举棋不定，等候直接上级的明确指示之时，李初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他的全方位出击。李初寿写了廖国雄的大字报。指控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罪行有长期以来以业务冲击政治，包庇重用有问题的人，隐瞒家庭政治问题等等。同时，李亦揭批郭书恒这类标准的右派分子。他的火力甚炽，还射向稽查科主办科员朱媛媚。(朱是乙类人员) 指控朱家庭出身地主，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表面上伪装积极，其实内心怀有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陈荣荪亦被李初寿揭出是地主出身，其他稽管科、计统科都有人被他的炮火伤及。我对李初寿火力四射并不感意外，但他对廖国雄下手也如此之狠倒真令我惊讶。起码平素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

   在李初寿强大火力的攻击下，廖国雄迅即败下阵来。他没有作丝毫的还击，其他如平时作风相当泼辣的朱媛媚也没有进行还击。当时我对此是很感困惑的。廖的职位比李高，而且是照章办事，应有上级的支持。李明显是个人行为。怎么上上下下都这么惧怕他呢？

   多年后我再回想起这些才理出了些头绪。没有战功，于共产党建政后才加入其中的人们，系以其家庭出身、个人成分为第一要素。廖、陈、朱的个人成分都是学生，而李是工人。廖的家庭出身是自由职业(李初寿暗指他对此有所隐瞒，即廖的家庭出身会比自由职业更糟。) 陈、朱是地主。而李初寿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在共产党的政治出身光谱中，李是红彤彤的，廖、陈、朱，尤其是陈、朱则相当灰暗。尽管陈与李平级、廖比李高一筹，但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与李初寿相比有着决定性的先天不足。尽管廖、陈、朱都凭着积极表现得以入党做官，但其内心总不象李初寿那么踏实，那么有恃无恐。在李初寿的面前，他们都自觉矮了一头。故在李初寿的攻击面前，他们都不敢回击。因为一个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工人，身任政治办公室主任的人，无论从那个角度着眼，都是无懈可击的。当然还有可能是，十几年在共产党圈内的摸爬滚打，使之城府更深。你李初寿就能决定一切吗？我们不跟你争一日之长短，以防言多有失。就让你暂且威风去，日后定案处理时我们再对上级申诉不迟。

   李初寿旋风卷起后，我的情绪更加低落了。我不但因为母亲遭难使我对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持消极态度，还因陈荣荪、廖国雄相继垮台而心境紊乱。我是廖的妻子介绍进税务局的。陈是我的直接领导。潜意识中我不愿意他们被李初寿整垮。对李这种人我是最没有好感的。我知晓他们是一群专门整人的人。文革之前我在家里就曾听见父母小声谈及他们单位政治部的人如何对他们另眼相看，由此种下我对政工人员的厌恶。到了税务后更直接感受到政工人员是什么角色。

   由於李初寿的大动作使廖国雄从运动的领导者变成了运动的打击者，郊区税务局的文化革命领导班子也就算垮了。郊区党委闻讯派了个工作组到郊区税务局来主持运动。工作组并没有发动局里的机关干部进一步揭批被李初寿攻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廖国雄，只是召集了好几次运动积极分子秘密会议。我是参加者之一。工作组总是说对党的干部要慎重，先整理材料，摸清情况云云。我隐约感到工作组似乎并不大认同李初寿对廖国雄的揭批，它是在搞拖延战术。实际上运动该怎么搞他们心里也没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