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局政办主任李初寿回局后立即全面出击，而且把主要矛头指向局长兼局党总支书记廖国雄已令我惊讶不已，那么更大的震撼还在后头。

   七月间，几在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廖国雄召开了局本部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同时，共产党广州市郊区委员会(简称郊委) 也召开了全体郊委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动员全体干部勇于投身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革命中去。大会的主持人是郊区副区长兼郊委副书记方纯仁。他是位南下干部，河南人，相当胖，半秃顶。样子极象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报纸照片上的台湾行政院长郝伯村。他当时给我的感觉约五十多岁。他有一位秘书，国字脸，白净面皮，普通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他对方纯仁表现极恭，先作开场白后，再稍作搀扶态，请方书记作报告方，并给倒上一杯茶。

   不久，郊委又举行了一次批判大会。会议主持人亦是方纯仁及其秘书。被批判者是郊区商业局的一位副局长。此人是个瘦瘦的半老头。不象是个副局长，倒象是一个杂货店的老店员。他很镇定。在会议主持人讲完话并喝令他交待问题时，他走上台去，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再慢条斯理地检讨自己各种工作中的错误。未及，一声怒吼打断他的发言。方副书记的国字脸秘书对他喝道：“休要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站到一边去，听听群众的揭发批判吧！”

   接着几个发言者轮流上台去对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言论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

   九月，我还在接待站工作，突接到通知，明天郊委举行干部大会，内容重要，务必准时参加。

   这次会议没由方副书记及其秘书主持。讲话人是郊委第一书记(忘却其姓名)。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说郊区的文化革命在郊委的领导下基本是健康发展的。各单位的运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挖出了一批暗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三家村、四家店。但是在运动中有人背着郊委另搞一套，给运动设置障碍阻力。而且这个人本身就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云云。他讲完话后，有人立即大喝一声，把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拉出来示众！接着好几个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方纯仁，方纯仁，出来！出来！”坐在前排的方纯仁慢慢地站起来，艰难地把他的胖身躯挪向讲台。我惊愕地张大了嘴巴，久久都合不上。我感觉开会的有许多人都跟我一样，因为会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情况变得太快了，令人无法跟上。前不久还是党的化身，运动的领导人、指挥者，怎么一下就从云端坠落深谷，变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

   有人上台发言，揭露方纯仁如何给运动定调子、划框框，企图把运动引入歧途。这时又有些人高叫把某某也揪出来示众。在一片吼声中，方纯仁的国字脸秘书缓缓走上台去。途中还有人推了他一把。当他转过脸来时，我发现那本来就相当白净的脸皮更加一片苍白。

   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揭发批判他们，中间还夹有口号声。就象前不久方纯仁指挥揭批商业局的那个副局长那样。有人发言涉及到方纯仁的政历问题。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维持会中干过事，根本就是个汉奸。后来混进革命队伍，从来没有向组织交待过自己的问题。现在他破坏文化革命是他反动本质的必然表现。最后是郊委第一书记作总结发言。说揭发方纯仁对运动的干扰破坏，搬开这个运动的拦路石，尤其是揭露了他的反动本质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云云。

   方纯仁从云端坠落深渊使我联想到沙河所陈干部和钟落潭所的那个干部。我深感共产党对政历问题是看得何等之重。内心深处不由得又为母亲担心。

   方纯仁事件当时虽令我惊愕不已，但不久就淡忘了。因为有更多令人更震惊的事件接踵而来。直到五年之后--1971年，我暗中撰写<文化革命简析>，回忆自己文革中的所见所闻时才再想起了它。我写到各省市党委为了向毛泽东交账，都狠着心仿效中央把一些本地的大学领导和省市委的宣传部长推出作运动的牺牲品。如广东省委把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柯麟打成黑帮；把广东省文革前所有“封资修”的罪责都推倒省委宣传部长王匡的身上。(其实文革前广东和全国一样都左得不能再左，红得不能再红，哪有什么“封资修”？) 广州市委则搞出了个替死鬼市委宣传部长王澜西和一个中学校长蔡三坚。由於郊区太小，我没有把方纯仁事件罗列其中。

   又是三十几年过去了，我在写这篇“心历路程”时再回忆起它，又多了一层感受。

   现今许多人评述文革，都把共产党干部在文革过程中受到冲击的账都算在造反派身上。姑且暂不探讨共产党干部阶层就其整体而言的反动本质致受群众冲击是否理所当然，即使是从事实来看，共产党干部在文革中所受冲击亦远非象目前流行的看法--全系造反派所为。造反派产生于1966年深秋初冬。我的这篇“心历路程”此时写到1966年9月，造反派还没有影子，而许多共产党干部都已遭殃了。中央有彭罗陆杨、北京有吴晗、邓拓，广东有王匡、柯麟、广州有王澜西。这些都是上了报纸的、知名的，其数量有限。而那些诸如郊区税务局局长廖国雄、郊区商业局副局长、郊委副书记方纯仁之类不知名的，没有上报纸的，其数量该有多少呢？廖、方一类共产党干部的遭难究其内里会与王匡、王澜西等不同。他们并不是被同级党委推出来向毛泽东交账。他们离共产党权力中枢太远，还没有作交账物的份量。他们的遭难是共产党干部内部权势斗争所致。李初寿要搞垮廖国雄，郊委要搞垮方纯仁。共产党干部之间要搞垮对方，最可作为杀手锏的武器并不是对方的工作中错误，而是出身和政历问题。乙类人员廖国雄不可能有政历问题，李初寿就在他的出身上作文章。揭发方纯仁的工作错误只是虚晃一枪，真正能置其于死地的是所谓汉奸问题。

   一场空前绝后的社会大波平息以后，曾遭难的共产党干部绝大多数都官复原职。(从七十年代末的政治甄别标准来看，方纯仁的汉奸问题亦当不能成立。)他们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要控诉、诅咒、要发泄心中的怒火。但是在宏观上他们不敢诅咒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在微观上，廖国雄不会控诉李初寿；方纯仁不会控诉从前郊委的那班同僚。他们要咒骂只会去咒骂该死的造反派。

   鼠肚鸡肠的邓小平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要在文革中搞掉他的是毛泽东。通过寡廉鲜耻的跪地求饶和借助汪、华之流的无耻倒戈而起死回生后，他不敢对毛吐口水，而把石头狠狠砸向造反派。当然，邓小平之流对造反派的刻骨仇恨还有更深层的缘由。那就是造反派不但冲击过他个人，更重要的是文革中造反派还冲击了原有共产党政治秩序。这是使文革前共产党的神圣光环不再的根本原因。为了共产党政权的大局，邓小平按下心头对毛泽东的千般怨恨，只轻描谈写地在三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作很有限的党内批评，而在社会上继续维护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