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中共政权教育部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

    岳飞是民族英雄，这在中国人民心中早已定论。岳飞英勇的抗金事迹和他那臻于完美的品格受到中国人永远的赞颂。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要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教育部新编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概说成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可把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和破坏。评价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一样。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称之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透过这段冠冕堂皇的党八股文字，我们不难洞悉“教学大纲”编者的心思。这些编者不是民主国家里的那种纯粹的教育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教授、讲师们尚且都依“官本位”制比照某一级别的官吏享受各种政经待遇。遑论供职教育部的士人了。其所言乃是政权意向的宣示。换言之，“教学大纲”所表达的观点诸如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称号等，都是编者秉承政权的意图所为。

   其实，这一褫夺并不始于当今。1979年山东大学等十院校所合编的大学历史系教材“中国古代史”仍称岳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中国古代史”中册407页)1985年，此教材经修订后重新出版时，这一句话被悄悄地拿掉了。只不过由于大学历史系的就读者毕竟有限。不动声色地进行“褫夺”没有产生多大反响。中学历史课的就读者千百倍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要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进行这一褫夺，恐怕难以在无形无痕中进行。于是“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们乾脆明火执仗地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了。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政权的执掌者们为何要作这样的指示？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当今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岳飞那样的气质和品格？如果再把视角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横断面扩张，还会凝出更多的疑问。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也不无民族问题的困扰。因此，中国民族问题实在是一个绕不过去，回避不了的课题。鉴此，笔者不顾驽钝直陈管见以请教于各界朋友。盖希企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及长治久安。诚挚之心望获体恤，偏颇之言敬请赐正。

一、“民族英雄”之辩析

    1、英雄与民族英雄

   汉语中“英雄”这个词是褒义的。而其内涵又不同于楷模、先进等其他褒义名词。它是指那种不畏强暴、正气凛然、忠肝义胆、除暴安良的人物。故此，同为三国时期的武艺高强者，关云长被公认为英雄，而反复无常、助纣为虐的吕布就得不到这种认定。至于影响力更大，叱吒风云、于全局举足轻重的曹操，则因狡诈多疑心毒手狠被列为满涵贬意的“枭雄”。

   在“英雄”一词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民族”谓之“民族英雄”。此词是专指那些在民族斗争中的英雄人物。据此，关云长虽是英雄但却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建功立业于汉民族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争斗里，而不是在与他民族的征战中。对民族间的征战并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其间必有侵扰的一方和被侵扰的一方。烧杀掳掠的一方和被烧杀掳掠的一方。在这个斗争中，带领本民族去侵扰、烧杀掳掠他民族的风云人物，无论他武艺多么高强，计谋多么神妙、战功多么赫赫，都不应视为民族英雄。只有那些处于被侵害、被掳掠、被残杀、被欺压的民族中的奋起维护本民族的尊严、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英勇战斗的杰出人物，才能视为民族英雄。依此作评判，哪些杰出人物可视为我们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岳飞、文天祥。可是，“教学大纲”要褫夺文天祥、岳飞等人民族英雄的称号，理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称之为民族英雄”。于是岳飞等就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了。

   2、有没有“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据说是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中去进行分析和评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都有纰漏或过时的话，那么，核心观点如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倒是仍然可取的。然而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出，恰恰是“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们在宣称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却完全是在采取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吗？戚继光平定东南倭患是国家人民的大功臣。当然称得上是民族英雄。如果去问一问黄河上下、长江内外、珠江两岸、天府之国的民众，戚继光是不是民族英雄？回答一定是：“是”！但是如果去问一问漠南草原和辽河松花江流域的在明庭行政治理权之内的蒙古各部、女真各部(即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戚继光是民族英雄吗？他们的回答则很可能是这样的：戚继光关我们什么事？他不就是被你们汉人称颂的一个什么英雄吗？

   戚继光平定倭患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汉人民众，但由于平定倭患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减少社会财富的损失，政府为平定倭患加征的税赋亦可藉此取消或减少，故平定倭患于内地民众也是好事。但是此时蒙古、女真中某些部落则正在策划或已在实行南下掳掠。平定倭患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好事。如果倭患能把明庭搞个半垮对于他们的入寇不是更有利吗？所以说戚继光的壮举只是代表了华夏民族即汉族和那些已经或正在自愿融入汉族的，即基本与汉族成为生命共同体的少数民族(如瑶、苗等)的利益，而不代表某些离心乃至反目入寇的少数民族的利益。硬说戚继光壮举是代表了当时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利益，完全是在唯心地解释历史。

   郑成功有幸让“教学大纲”封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根据是他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这里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时间表。 1644年满清入关鼎定北京。 1645年满清灭南明小朝廷基本建立起全国政权。 1647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坚决反对并从此走上自树一帜的抗清道路。 1659年郑成功组织了满清入关后汉族人民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清战役--收复南京，但失利。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的后代坚持抗清斗争至1683年。

   历史事实是如此的清楚明白。郑成功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固然功绩彪柄，但这跟他一生与满清的斗争来比毕竟只占很少的份量。郑成功能被称之为民族英雄首先当推他对满清的民族屠杀和征服作了英勇的绝不妥协的斗争，其次才是他赶走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郑成功为反请复明贡献了他一生，是满清毫不妥协的敌人。他毫无疑问是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他对残暴的满清征服者绝不妥协的战斗，令之仇恨和畏惧，其收复台湾也是为了支持反清事业。换言之，郑成功收复台湾对满清征服全中国的计划是极为不利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障碍。怎么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代表了包括满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呢？中共文化当局不顾事实地曲解历史，把郑成功的历史功绩只定在他赶走荷兰侵略者那一点上，而违言他的更主要的抗清事迹，这哪里还有半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

   笔者在另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一个善良的迷思”的文章中已讲明了中华民族是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创造出来的新词，论证了即使在当今也不存在一个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遑论古代。由于根本不存在一个由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故也没有什么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而只有各个民族的民族英雄。汉族有汉族的民族英雄，蒙族有蒙族的民族英雄，藏族有藏族的民族英雄等等。岳飞、文天祥等就是汉族的民族英雄。

   各少数民族有哪些他们各自的民族英雄？这由他们自己去选定。我们无权过问。这是各民族自己的权利。但我们则有权客观地对各少数民族中的著名人物所作过的事情进行实事求是的陈述和评判。即使这些突出人物被他们选定为民族英雄也罢。比如成吉思汉被蒙族奉为民族英雄、努尔哈赤被满族奉为民族英雄。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如实地陈述他们发动的对外征服战争所造成他民族的生灵涂炭，并给他们赋予屠杀者、侵略者的评判。

   3、汉族在对民族英雄的界定中所表现出的悲情

   有人说，1206年以前的成吉思汉、1618年以前的努尔哈赤应视为民族英雄。因为那时他们所做到事业主要是统一本民族。还没有发动对他民族的侵略屠杀战争。如按此类比，那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了。可是我们汉族从来没有把他们列入民族英雄。固然，这三个皇帝的统一事业是正面的。但当华夏民族只把岳飞等视为民族英雄时，这里面首先深深反映了我们华夏民族的悲情。

   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大概都难幸免于这样三种战争的戕害。一是王朝或贵族间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战争。二是底层民众难忍统治阶级的压榨盘剥而举行的起义。三是民族间侵害与反侵害的战争。当然，有些战争会同时具有以上某两种乃至三种的性质。战火烽起、兵燹遍地之时最遭荼毒的还是底层民众。然而这三种战争相对而言，还是以民族战争最为残酷。

   第一类战争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尤其在秦汉以后，华夏民族的生命共同体观念已经形成，王朝之间的并吞战争往往不以杀戮为目的，只要对方肯臣服交权，事情会有戏剧般的结果。这在隋、宋两代的统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纵观秦汉两千年以降，此类战争表现得较为残酷的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明初的“靖难之役”。但这毕竟只占少数。至于中唐以后藩镇战争的残酷，则很大程度上是渗入了民族因素，当作别论。

   第二类战争也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其最经常的表现是王朝对起义军“招安”。而由于有汉高祖起自民间的先例，士人可以不认为非皇族贵胄不能得天下。故出身低微如朱元璋者也有可能是“真命天子”。这就使农民起义有向王朝战争转化的可能。明末农民起义起初被视流贼，但当势力坐大之时，明庭的武将文臣都审时度势，伺机改换门庭。如1644年2月大顺军自北路入京。途中“戈甲坚利、将士雄豪”的大同最令李自成忧心不已。但没想到大同总兵姜穰体认明庭气数已尽，遂开门献关。以至大顺军迅达北京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