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中旬开始，群众性的、不直接接受任何官方操纵的文革大波终于掀起了。群众真正敢动起来的关键在於11月初公开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这个中央文件不是由党组织内部层层下达，而是迅速直接公开张贴。学生组织--新成立的红旗红卫兵更把它大量印发，广为散布。一些学校的广播器里反复地广播着文件的内容。

   文件中最关键的语句是：“对於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类似的语句在一个月前<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已载有。但那常被理解为只对军队院校而言，不适用于一般学校和单位。这次<补充规定>则明确有广泛的适用性。

   群众“蠢蠢欲动”了。有些胆子大的人开始向单位领导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询问，我们单位的材料怎么处理？但这往往不是那些最直接的运动对象。如郭书恒就没有去问。倒是某些运动的边缘人物首先出头。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先是推脱着、应付着。他们希望能得到上级在这方面更明确的指示。是否真的一风吹？是否需要复写一份存底？“十六条”有讲；“真正的右派分子留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如果把前阶段揭发他们的材料都烧了，那以后到了要“酌情处理”他们时根据何在？

   我不知道在这方面上头有没有明确指示。但记得有一天，我因事进入政治办公室，发现黄潜等人在抄写什么东西。看那一叠叠的纸，很象是前阶段的揭发批判材料。见我来到，他们迅速把纸遮盖起来。政治办公室是单位的要害部门，平时均非请莫进、闲人免进。运动前我几乎没有进去过。而这几个月来，我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倚重的运动积极分子。经常被叫进政治办公室商讨事情，无形中就淡忘了这一潜在的规矩。

   大约是11月下旬，黄潜主动与局里的干部们商议公开处理前阶段的运动材料。一天，黄潜、邹樽端把一叠叠材料拿出来，说处理前请大家过目。有人问：“就这些吗？听说有的单位把材料复制转移。”黄潜说“我们这里绝没有这种事情。”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在政治办公室看到的一幕。当然，我没有出声。我并不能断定黄潜他们那是在复制。而且就算假定是，可又怎知转移到哪里去了？黄潜为人较平和，即使复制那也一定是听上级的指示。於是我选择了沉默。一会，黄潜建议大家派出几个代表跟他一起到下面伙房里烧毁这些材料。

   那些天里，我感觉到局里人们常在互相串连商量写什么，但没有人找我。有天早晨上班，我惊奇地发现人们一下都戴上了红袖章。记忆中最清晰的是我们税政科旁边的稽管科干部几乎都戴上“红色战斗兵团”袖章。其他几个科室的干部也都成立了组织。动作最迟缓的是我们税政科。不过，未几蒙兆云、周以传、黄惠玲分别被群众组织吸收，只有陈荣荪和我落单。陈是中层干部，没有组织要不出奇，而我无人问津则十分核突。很快，我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都纷纷加入了群众组织，我孤孤单单地没有着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前阶段运动中我那积极分子的身份给人们留下了很不好的感觉。但是，我仍然有所不解。积极分子并不止我一人，为何其他积极分子，如秘书科的唐明桂就不至落到我这样的地步呢？多年后我回想起当时的这些情况，才明白唐明桂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灵活性远非我能及。从年龄阅历上来看，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小青年。至於为人处事的灵活与权谋更不能与之相比。唐明桂他们敏感到运动方向发生剧烈的变化，立即调整自己的方针策略。他主动地联络一些人成立群众组织，从而使自己不至陷入难堪的境地。

   不久，黄潜、邹樽端和局里仅有的一名武装干事(他的办公桌也设在政治办公室里面)成立了一个组织，(我已忘却这个组织的名字)邀我参加。局里的几个群众组织都可自称为造反派，唯独黄潜的这个组织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非但不是造反派，而且是百分百的保皇派。因为它绝对无反可造。都曾经是整人的人。我若加入进去，一方面强化了它的保皇色彩，另一方面也使我更清晰地涂上保皇分子印记。说实在的，我内心很不愿意加入他这个组织。但是，我不好意思拒绝。黄潜大概是中共政治系统中少见的性情平和者。他与李初寿一样都是从年青的勤杂工提拔起来的政治干部，但他明显没有整人的嗜好和获取更高职位的心思。他作事都是上情下达，并不加码。另一方面，这几个月来与他关系也确较密切，要一下拉下脸来不理他，还真作不到。於是，我无可奈何地加入进去，成了保皇组织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