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烧了，群众组织成立了。街上热火朝天，传单满天飞。上面有中央文件，毛和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等的讲话。所有这些都把6月至8月在学生、群众(普通干部、教职员、工人) 中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做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群众被反复告知：这条路线的制定者是刘少奇、邓小平。执行者是各省市、各单位党委，工作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或文化革命运动领导办公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所制定的革命路线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绝不是整群众。中央文革号召群众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批判党委、工作组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并要求各级党的领导认真接受群众的批判。

   世界骤然翻转了。十七年来，中国已巩固地建立了一个明确的政治程式。就是从省市到各单位的党委是共产党领导的具体体现。党委书记是党的人格化身。曾几何时，就在九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多少人就仅仅是对本单位党的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分子，深受肃整并累及亲属。现在毛主席的党中央竟说各级党委都犯了大错误，还号召群众起来批判它，实在是不可思议。

   1966年12月是一个群情激奋的日子。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这样扬眉吐气过。那情景是以前做梦都不可能梦到的。党的书记们从来都神圣无比。他们总是绝对正确、满脸严肃。群众总是匍伏在他们面前，听从他们的教诲、指挥。现在一切都难以想象地颠倒过来了。他们被党中央宣布做错了事，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之至，他们无可奈何地对群众认错，接受群众的批判。看到这些情况，我深为惊讶，也从中体会到原来群众心中隐藏有这么多的不满情绪。

   局里开了好多次批判会。被批判的是局长兼局总支书记廖国雄和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他们两个的批判会是分别召开的。批判李初寿的火力明显比批判廖国雄的要猛烈得多。

   廖国雄承认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向受迫害的群众赔礼道歉。当时廖国雄只是把郭书恒拿出来交账，对此人们心里都明白。由於廖的打击面不广，民愤也就不深。批判火力的强度有限。更何况廖整郭书恒只是7月间。8月李初寿回局以后，就把郭书恒、廖国雄一起干掉了。从那时起，自身不保的廖国雄就再也没有整群众了。

   李初寿则大相径庭。本来，李初寿只是政治办公室主任，属中层干部，不是当权派。按规则，他不在接受批判的序列。但是，他的民愤太深了。他不但攻击了廖国雄，还打击了朱媛眉等一般干部。即使暂未被他攻击的人也把他视为极端可怕、可恨的人物。他随时会抓住某个人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经历方面的问题或疑点大做文章，或把某个人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言行无限上纲，得出某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的结论。虽然自己这次没有挨他的棍子，但难保哪天会被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于是，局里大多数人都一致违反规则把他推上批判台。在那个风云激荡的一片纷扰的岁月里，对这一违反规则的做法，既没有高一级的权威去纠正，李初寿自己也无力抗拒。由於李初寿承受了群众批判的主要火力，廖国雄就相对轻松许多。

   批判李初寿的会议进行过多次，气氛一次比一次火爆。虽然一直都没有任何体罚。只是叫他微微低头站在台上，但群众的吼声却震动屋宇。看到此情景，听到这吼声，我心里都相当震动。原来我内心深处已感觉群众对政工人员没有好感，但积怨如此之深、火气如此之大亦是始料不及的。

   人们已不感兴趣听他的自我批判和赔礼道歉。人们除了大声打断他的话、还汹汹地追问他为何要迫害自己。在这一片吼声之中，李初寿总是拉耷着脑袋一言不发。迫害别人是中共政工干部的职业习惯、职业需要，当然也与他个人暴戾的性格有关。但是，李初寿可能这么说吗？

   看着从前颐指气使的李初寿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不由得想到母亲的情况。茶叶加工厂把母亲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政办主任艾虹也有这样的下场吗？星期天回家我问母亲。根据母亲的描述，我推测艾虹所受批判大概与廖国雄相当，或者比廖国雄还轻。因为整个茶厂就只整了母亲一个。工人基本没有触动。干部只有十几个，其中近半是艾虹的班底。因此批“资反线”就轻描谈写地虚晃一枪过去了。我听了心里老大不舒服。太便宜她了。如果能让她象李初寿那样挨吼该多解气。

   不过，李初寿竟遭到如此激烈的冲击，又使我心中有隐隐的不安。要知道，并不是一切恶事都是李初寿一人做的。我们这几个运动积极分子实际上都是帮凶，都是“资反线”的打手。说到挨批挨吼，我们也该有份。总算靠了“十六条”里不准群众斗群众的规矩，起来造反的人们终究没有把怒火喷向我们。

   有次我因业务问题去到分局近旁的沙河所，发现所里在开一个很奇怪的会议。如果是业务会议，则气氛不至如此凝重。如果是批判会，所长王家其又不在场。我不由自主地借故停下来听一听。不听则已，一听大吃一惊。原来开的是帮助会。(这个名称是我事后听说的)

   沙河税务所有四名(三女一男)助征员。其中两个名叫杨有坚、李惠莲的女助征员是所长王家其的亲信。两人在王家其的栽培下都入了党。两人虽以王为靠山，但行为方式却有区别。李较内敛、杨则十分张扬。仗着有王家其这个大后台对所里干部态度踞傲。毫无疑问，前阶段运动中杨、李都做了类似我的角色。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评杨日常的言行作风。语气措辞虽不至象批判会，但火药味是明显可闻的。杨伏在一个办公桌上用笔记录着。偶尔抬起头来反驳两句，结果招来更激烈的语言。

   离开沙河所后，我立即想到我自己。下面会不会轮到我面临杨有坚这样的局面呢？毫无疑问，我在文革领导办的指使下带头写围攻无辜群众的大字报，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打手。此时被群众“帮助”一下也有可能。那些天我心怀忐忑地等待着。幸好这种事情始终没有发生。但是，我从一些人眼神中的冷漠乃至火气也明了许多群众对我的憎恶。

   对李初寿的批判并没停留在8、9月他执行“资反线”的错误。群众很快把账算到“资反线”之前。一天，我突然听到走廊上人声鼎沸。出去一看，原来是黄埔税务所的造反派组织特地到分局来揪李初寿到黄埔所接受群众批判。事后我听说那个批判会比局里的还要火爆得多。当然，打是没有的。但造反队员们把桌子拍得震天响，指头几乎戳到李初寿的鼻尖上。人们控诉李初寿1965年在黄埔所搞小四清时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迫害群众。把无辜群众打成反革命集团。逼死了余居智。三人反党小集团的幸存者叶洪生、阮敬荣此时是黄埔所造反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们提出一定要为余居智平反昭雪。

   有次，分局和几个税所的造反组织共同在分局举行批判李初寿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太和税务所的干部梁明夫和魏淑卿(女)再找李初寿个别谈话。由於他们的谈话地点就在我办公桌旁边，故我了解他们谈话的全过程。

   与批判会大吼大叫的模式截然不同。梁明夫和魏淑卿是压低声量与李初寿谈。梁、魏二人站着，李耷拉脑袋坐着。梁、魏曾经是分局的干部，1964年、1965年分别被调到远郊的太和税所工作。尽管调动时一定有诸如“充实基层”之类的冠冕堂皇说词，但人们心中都明白这是政办主任对出身不好的干部的惩罚性调动。出身“好”的李初寿不忿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总是那么舒服。(李初寿大概认定他们在“旧社会”都是享过福的，其实以梁、魏的年纪，那时他们还是个少年人)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不能便宜总让你们这些人占了。当然，李这样做也会有上级“充实基层”，和把出身不好的干部下放到较艰苦的工作岗位上“锻炼改造”的指示精神作依据。

   梁、魏责问李当时为什么要迫害他们，把他们调到远郊所。他们要求李把他们调回来。李初寿低着头不作声。有时很小声地回应他们两句，不知所云。这与过去趾高气扬咄咄逼人的风格真有天渊之别。当然梁、魏并没有因此调回分局。

   有天我途经沙河所，发现一年多前被开除公职的陈干部在税所门口跟所造反组织的成员谈话。后来我得知他是回来申诉受到“资反线”迫害。沙河税所的造反派组织支持他。说要帮助他恢复公职。

   1966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这一通知堵死了陈干部的平反、复职之路。然而，这也就说明了陈干部回来申冤和沙河所造反派支持他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刮起了这个风潮。尽管它还只在勃兴之初，但若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堪虑。故毛中央及时发出这个文件予以制止。毛中央把刘、邓1966年6-7月搞的抓右派分子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没有把四清运动也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清运动是毛与刘邓都要搞的。这说明一开始毛就把文革群众运动划定了允许的范围。

   1966年11月下半月到年底，局里的气氛常在一片轰轰然之中。常有下面所里的造反组织上来“闹事”。次数太多无法记住每次的具体内容。印象较深的还有新窖所造反派的到来。其为首者之一名叫刘铁城。是个高大魁梧的北方人。原来在分局稽查科工作。1964年调到近郊新窖所。在谈话之中，刘铁城突然动怒，拍着桌子大叫：“政治办公室那几个无业流氓到哪里去了？叫他们出来！”分局和所里的普通干部对分局政办人员均不无惧意。此时刘铁城的吼叫说明了人们心中的积怨。积怨在高压下曾转化成畏惧，高压撤除后积怨又转化成怒火。

   群众批“资反线”的高潮不但试图越出毛中央划定的时效范围，也越出了本单位的藩篱。中央高官的倒台往往会牵连到地方官。公安部长罗瑞卿倒台后，经近一年的发酵，终究累及广州公安局长(忘却其姓名)。固然，他之所以被牵连上当为中共高层派系倾轧所至。但他的倒台则为不满现实的人们开启了发泄的闸门。郊区税务局系统的丙类人员--1963、64年从公安局清洗到税务局的前公安干警串连起来，他们还串连了当年清洗到市区各税务分局的前公安干警，浩浩荡荡地到广州市公安局去造反。他们说当年这个公安局长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干警。把他们强行调离公安系统。

   我曾听到这次造反行动的为首者之一，黄埔税所干部刘达辉在分局慷慨陈词。刘是个颇有特色的人物。其他丙类人员都不再穿警服，但他仍然常穿没有警徽的警服和警察大皮鞋。他除了诉说广州公安局对他们的迫害外，还讲了他们去公安局造反所了解到一些情况。他说现在查明了广州公安局长是罗瑞卿黑线上的人物。他大搞独立王国，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还腐化堕落，在石井潭村修了间别墅，在那里寻欢作乐。我们造反到那里去过。嘿，那真是豪华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