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前，基于自己出身等级的低下和蹇促的经历，本对现实有着许多的不满。而到税务局后，虽然是个小小的助征员，但由於颇得领导重视，心思已在渐渐变化之中。“不满”固然仍存在，但已流入观念性的。由於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自己不再感受到直接的政治高压，故文革大浪卷起之时自己也就没有任何造反行动。不过，文革大波唤起了我的记忆，使我对文革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有了新的体认。我不得已做了保皇派中的一员，但我内心深处却认同、支持人们的造反行动。我多么希望能加入到他们的造反行列中。可是造反的人们不接纳我。

   保皇派一词首见于1966年8月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要作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作资产阶级保皇派”。这里把保皇派泛泛定义为阻扰文化大革命开展的个人和社会势力。没有特指任何个人和组织。稍后，当造反群众冲击省市委，指责省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另一部分群众起来保省市委，说省市委是毛主席所信任的，是属於毛主席司令部里的。这时，造省市委反的群众组织就指责保省市委的群众组织是保皇派。这一说法存在于民间，而未得到官方的明确认可。

   我和某些象我这样做过“资反线”打手的人，在“资反线”终止后也都终止了打手的角色。在部分群众攻击省市委时并没有去唱对台戏，那为什么造反群众仍然要把我视为保皇派呢？这说明保皇派的划分在群众内心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

   在许多群众心目中，不管你是否坚持“资反线”，是否保省市委，只要你过去曾是单位领导的红人，曾经享受过政治荣誉和利益，那就是保皇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领导关系冷淡的人们大多不愿意跟领导的红人坐在一起。反之亦然，起码到1967年夏天之前都是这样。

   我多么想向人们解释，我哪有得到过什么利益？我曾被封为革命左派那实在是不得已的，而且也只是个空名堂。党证才是真东西，而我并不是党员。你们受到过不平等的待遇，我也一样。两百多人投考财贸干校，录取一百名，我数学考第一、总分考第二都不被录取。为此，我小小年纪就曾想到过自杀。我的母亲是旧知识分子，有些政历问题。她在6、7月份也被她单位的官办文革小组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象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动力去保皇呢？不错，过去我曾表现积极，我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小官。但我并不是想有朝一日能象李初寿那样任意整人，而是想用自己能掌握到的一点权力去为群众做些好事。而且，我的“积极”只是努力工作，并没有去做密告他人的肮脏勾当，并没有踩着别人向上爬。

   可是，我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向群众作此解释。在本单位内自己的保皇标签已无法去掉的情况下，我不再关注税务局里的文革运动，便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到中山大学或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有时也顺便到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望望。当我看到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对“鬼见愁”对联的批驳时，心里感到无比畅快。对陈伯达十月二十五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高干子弟的讲话深有感触，觉到陈伯达真是位好先生。陈的批评还比较婉转，江青则直接了当得多。她喝骂高干子女红卫兵“血统高贵？什么东西！”我看了，觉得到底是毛主席的夫人，够气魄，讲话干脆多了。不由得对江青有了许多好感。再看到造反派红卫兵揭露高干子女红卫兵在“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作恶多端，而到十月之后就大多变成保爹保妈派时，我心里直呼；有趣！活该！原来天堂与地狱只有一步之遥。曾几何时，你们这班自认血统高贵无比的家伙一下从云端坠落深渊，成了黑帮子女。太好了！让你们也来尝尝由你们自己搞起的政治歧视的滋味吧。黑五类不够用了，应是黑六类。地富反坏右再加上你们倒了台的老子。好好受用吧！当然我知道，这些倒台高干的子女充其量也只是再没有昔日那份趾高气扬的政治资本而已，他们终究不会落到黑五类子女那真真实实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地步。无论造反派红卫兵小报上怎样揭露彭、罗、陆、杨，和再后揭露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都激不起我对这些中共倒台高官的强烈憎恨。我最憎恨的还是他们的子女--那班横冲直撞、横行霸道、横蛮无理、殴杀无辜、草菅人命的贵族红卫兵。

   当然我心里还认为，刘、邓，还有陶铸、张平化等也不是什么好货。6、7月间的第二次反右就是他们要搞的。不过，这第二次反右跟贵族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运动”来比还是文明多了。起码还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更不是任意打人致死。至於说到这血统论的泛滥，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都有责任。刘少奇、陶铸等在文化革命前把毛捧到神一样的地位，毛才有可能去推动奉他为神的红卫兵运动。而在血统论红卫兵任意抄家抓人，殴毙无辜平民时，毛和刘少奇等都一直佯作不知，实则姑息纵容。基于这种思绪，我对刘少奇等的倒台抱着黄鹤楼看翻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