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一个星期天回家见到弟弟国旋。他神采飞扬，跟前两个月大不相同。他跟我谈得十分开心。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学校造反派红卫兵是怎样翻起来的具体过程。10月间他联络一些同班同学成立“向上战斗组”时，立即遭到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嘲笑、奚落、咒骂和恐吓。嘲笑、奚落他们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一群什么乱七八糟出身的家伙，也来成立什么组织，想来窃占红卫兵的荣誉。咒骂他们是黑卫兵，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高叫“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恐吓他们要好好接受改造，跟自己的反动家庭决裂，否则就要砸烂他们的狗头。

   “你们都是黑五类出身吗？”我问弟弟

   “当然不是，起码我就不是。爸爸妈妈还是国家干部。”

   “可是，爸爸妈妈解放前在国民党的机构中做过，算伪职员。妈妈又是国民党员。”

   “什么伪不伪职员，都是他妈的那班高干子弟搞出来的名堂。现在不是只有他们才能说话。我们照样能说。不是地富反坏右，就不是黑五类。没有什么伪职员那回事。”

   “那你们的组织中有没有出身黑五类的呢？”

   “有，但很少。因为黑五类本来就很少嘛。”

   “既然有，那会不会给那班高干子弟红卫兵抓到辫子？”

   “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都是我们组织里的一般成员。我们跟那帮高干子弟红卫兵完全不同的是我们绝不歧视他们，我们的组织接纳他们。而高干子弟非常歧视甚至侮辱他们。”

   “那当然，前不久你不也一样被高干子弟歧视吗？你们当然不会歧视黑五类同学。你们组织里以什么出身的同学多？”

   “什么都有，有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不过很少。你知道，象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人、贫下中农成分的人本来就不多。我们组织多数成员的家庭出身是教师、职员、医生、文艺界、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等等。总之在他们高干子弟看来都是灰色阶层。”

   “哈，这不就是高干子弟红卫兵所讥讽的‘老子平常儿骑墙’吗？”

   “骑什么墙？我们才不骑墙。批判‘资反线’我们旗帜鲜明得很。现在轮到那班高干子弟骑墙了。批‘资反线’他们含含糊糊。当然哪，他们的老子执行了‘资反线’正在挨批哩。批‘资反线’批到他们老子头上，他们当然提不起劲了

   “你们的向上战斗组现在怎样了？”

   “已成为东方红公社的核心。我们东方红公社由各个年级、班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成。”

   “你们也叫红卫兵？”

   “这个名称是有点混淆。光说红卫兵就会使人想起八月份随街打死黑五类的那班高干子弟。所以我们一方面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但更经常是自称东方红战士。”

   “我看广州大、中学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很多都叫什么东方红公社、井岗山、红旗之类。这是不是因为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组织叫清华井岗山、北京航空工程学院的叫北航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叫东方红公社？”

   “就是。”

   “你们的组织越来越壮大，跟原来那班红卫兵会不会有摩擦？”

   “那还用说。先是大字报交锋，后来就开起辩论会来。”

   “谁占优势？”

   “开始他们气势厉害。普通话讲得好，又一向盛气凌人惯了。有几个女的特别厉害，讲话声音又尖又快。我们顶不住，但后来情况就变了。我们的人对上台发言渐渐适应，气势也逐渐上来了。开始辩论时，每个人一上台他们的人就在下面大叫‘报成分’。如果是他们的人，当然就洋洋得意地报上革干，厅长、局长、甚至大校、少将之类。我们的人则支支吾吾地。不得已报上个小商之类。於是他们马上哄堂大笑。说；‘什么玩意儿！小资产阶级。’我们气坏了。事后我们商量，再进行辩论，他们要报成分，我们就全体一起叫：‘不报！’有同学说；‘他们责问我们为什么不报怎么办？’我们商量好，就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学校里进行辩论要报成分的。”

   “后来的辩论你们就这么着？”

   “是。我们一声预备-起，几百人一起叫三声：‘不报！不报！不报！’再由我方的主持人说明不报的理由。接着我们的人继续发言。他们在台下喧哗了一阵也只好作罢。以后再有辩论他们就不再提报成分了。哈哈！”说着，二弟很舒心地笑起来。我也笑了。很为二弟和他的造反派同学高兴和骄傲。我说：“对！对付那班盛气凌人的高干子弟就是要这样对着干。那么辩论的是些什么内容呢？”

   “开始主要是针对‘鬼见愁’对联。他们讲的那一套我不说你也知道。我们呢？就说对联宣扬的是‘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应该彻底批判，彻底抛弃。”

   “他们会接受你们的观点吗？”

   “当然不会。其实辩论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是决没有可能的。辩论其实是要长我们的志气，打下他们的威风。许多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听了之后都很感动，都加入到我们东方红里来。我们的组织在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中不断壮大。而他们就总是只有那么些人。”

   “批‘鬼见愁’对联，不太难。因为它血统论太明显。可是成分问题还是难搞。‘重在表现’已被说成是彭真搞的修正主义观点。我想这对他们高干子弟有利。”

   “是的，我们在辩论中绝不直接提‘重在表现’。但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否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衡量一个青年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和不革命的试金石。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批‘资反线 的号召，而他们则含含糊胡，说明他们是假革命，是毛主席的假卫兵。”

   “是不是有个说法，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都要打上阶级烙印。这又会给他们利用的。”

   “是的，这是毛主席说的，原话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想利用这句话。我们反驳说，毛主席讲的是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比如你们血统论观点就打上了封建阶级的烙印。他们气得大叫，什么？我们响当当的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人会有封建阶级思想？我们说，不奇怪，比你们老子的官还大的高干都成了修正主义者，你们为什么就不会有封建思想？”

   “哈哈哈！反驳得又巧妙又有力。”我不由得大笑起来。

   “还有精彩的呢。他们最拿手的是强调阶级出身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总想通过这来说明出身不好的人思想就不好。我们反驳说，家庭影响固然有，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有着无比强大的威力。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遇到它都会被打得大败。你说社会上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与某个剥削阶级家庭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威力相比哪个大？如果他们说当然是毛泽东思想威力大，我们就说，那好，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生活在无比强大的毛泽东思想之中，那么他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被驱逐出去，怎么还能够说他出身不好思想就不好呢？如果他们还不赞成我们的说法，我们就说他们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我们的人就会一起大叫：‘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这下子他们那班一向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明显招架不住，相当狼狈。而我们就开心极了……”

   我们兄弟俩一直谈到深夜才就寝。弟弟很快就呼呼入睡，我则兴奋过度辗转床寐不能入眠。几个月前我只能写匿名信去骂那帮高干子弟红卫兵，现在弟弟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可以公开面对面地谴责他们了，真痛快！虽然公开的谴责在语言上比我的匿名信多有保留，但由于它是公开的，其作用就巨大得多。我多么希望我小两岁，还在高中校园，能够亲身参加这场战斗啊！

   事隔三十九年，回想起这些，仍然觉得它闪着民主的火花，十分可贵。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争得自己作人的尊严，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藉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缝隙向高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发起挑战，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不错，他们用以战斗的思想和词汇仍然在毛理论的框架内，他们反驳对方的理论不无肤浅、逻辑上亦不无疏漏，从而深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维护人格、争取作人的尊严无论如何都是正义之举。历史性地考察问题。他们的参照物不是七九民主墙一代，更不是八九学运的一代，而是同时代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不要小看了这些十六、七岁到二十出头的党卫军，不要轻描淡写地把他们的劣行说成是孩子的恶作剧。事情的本质是共产党制度强烈而隐蔽的封建等级歧视观念由这群高干子弟赤裸裸地表达出来。那时，两军对垒之间，一边是要把青少年分成等级，实行出身歧视。另一边是反对把青少年分成等级，反抗出身歧视。至于是用什么武器反抗，不是事情的关键。在那个时代能用什么武器反抗就用什么武器。几十年来，许多当年激烈反抗出身歧视的青年最终都为当年的正义之举付出代价。成千上万刘国旋式的人物都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压到社会底层。最极端的例子是遇罗克为此牺牲了生命。而当年那些大搞出身歧视的家伙--共产党的党卫军们几十年来从未忏悔过。在共产党的呵护下他们经过短暂的蹇促又扬起了风帆，展开了他们辉煌的人生旅程。他们大多继承了共产党的衣钵，在当今中国的政坛、商界叱吒着风云。

   当十九岁的弟弟刘国旋作了二十一中造反学生的领头者时，二弟刘国铸也在批“资反线”高潮中获得平反，并在此基础上联络一班同学成立了工读井岗山。1965年广州开办的这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里学生的家庭出身都很一般，更绝无高干子弟，故这些学校里很快就是学生造反派组织的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