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1966年11月中到年底的批“资反线”高潮，就是更波澜激荡的1967年“一月夺权”。一月下旬广州一批造反派组织联络外地--主要是北京的几个名牌造反派如北航红旗等--夺了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权。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 ”)。二月间，一些单位里的造反派组织起而仿效，也起来夺本单位领导的权。

   对於这些我完全是个局外人。我不得已被拉入一个仅有四个人、在群众心目中为标准保皇派的小组织。这个组织只是一个空壳，成立之后没有任何活动。由於实际上没有组织归属，故我只是以一个热心者的身份到处去看大字报，而无从介入社会上的有组织活动。即使是在本单位，由於保皇派色彩太浓，造反派组织所要进行的任何行动都不知会我们。

   二月间一天，走廊上又突然人声鼎沸。原来是好几个税所造反派的联合组织联络好局本部的造反组织一起夺了局领导的权。其具体做法是召集局本部全体干部宣读他们的夺权声明，然后责成领导表态，移交印鉴。局长廖国雄没有作过多的发言。他只是简短地再检讨自己曾犯的执行“资反线”的错误，表示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云云。有心人听得出来，他的讲话没有正面涉及眼下的造反夺权。

   当时，无论对社会上的大夺权或本单位的小夺权我都没有成熟的看法。只是觉得有点滑稽。不相信社会上那帮学生真的就能行使原省市委书记的权力。各单位的造反组织亦然。夺权后局里台面上的一切工作依旧进行。至於有没有需要用到印鉴，怎么用，与我无关，也无从知晓。然而，这个不无滑稽的局面存在不了多久，一个反方向的飓风就骤然呼啸而至了。

   1967年3月中广东宣布军管。“省革联”夺权成了肥皂剧。掌控广东广州的大权瞬时落到军人的手中。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那还没什么。问题是军管会态度严峻异常，它把参加夺省委权的跨单位、跨行业的造反派大组织“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抓捕了该组织许多成员。它严厉指责大夺权的核心造反派组织“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犯了严重错误。一时间，世事发生了巨变。造反再不是什么响亮荣耀的名词，而是反革命的同意语。造反，造反，你们造的是什么反？你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造的是共产党的反。这类来源于军区大官的语句迅速为各保皇派组织所熟学(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标准语言来盘诘、指控前阶段夺权的造反派。在政治气候剧变的情况下，造反派自身难保，其为过去受迫害者伸冤的计划--如沙河税所造反派想为开除公职的陈干部平反复职--当然全化为泡影。

   郊区税务分局位於沙河大街一栋大楼的二层。下面的一段人行道特别宽。早在1966年8月大串连时期这里搭了个戏台，让外地到广州的红卫兵表演节目。那时广州许多地方都搭了这样的街道戏台。

   3月下旬某天傍晚，人行道上人声喧哗，我走到窗边往下一望，原来是一场辩论会。两个男子站在台上。一个二十来岁，一个三十出头。两人的辩论内容是对“省革联”夺权的评价。年轻的一个坚持“省革联”夺权的方向是正确的。年稍长的一位则抨击“省革联”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并说“省革联”之中混进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大概有好几百人在台下听。听众的态度明显倾向年稍长者。辩论到针锋相对之时，年稍长的指控年轻的是反革命。年轻的也反指他是反革命。年稍长的问台下听众：“你们大家认为我是反革命吗？”听众几乎一起回应“不是”。年轻的见状也接着同样向群众发问，结果是听众几乎一起回应：“是”，接着是一阵哄堂大笑。我站在税务局二楼窗户边也笑了。未及，突然看到下面发生了些异常情况。有批人上台对那年轻的一位动手动脚的，一片混乱吵闹。咦，这是干什么？怎么要打人？我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便急忙跑下楼去。走近一听原来是那帮人说那年轻的既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就应抓到公安局去。我不由得十分震惊和愤怒。对省革联我既无好感也无恶感，但我不能接受如此轻率地就把人打成反革命抓走。我上前去说：“这不仅仅是场辩论吗？你们可以批判他的观点，但怎么能抓人呢？”他们之中有人说：“群众已认为他是反革命了。”我说：“你没看见群众是笑着说的吗？那也能算数？”这时还有几个人也出来支持我的看法。但是那帮人人多势众，不跟我们论理，就推着年轻者并把他强塞到一部汽车里边。有人大叫他们这是想把人弄到公安局去，去挡住车头！我和几个人赶紧挤到车头，不让车开走。我极为愤怒，跟那帮人激烈争论。道理其实就那么简单，讲到后来双方都是在声嘶力竭地吼叫而已，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有个长着朝天鼻满脸横肉的家伙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再阻挡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就把你也抓起来！”我的倔劲也上来了。一下把他的手隔开，吼道：“你敢！”那人大叫“你打人！”我也大叫：“是你先把手指戳到我鼻尖上的。”又有人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有个人挤过来用较平和的声音问我：“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郊区税务局的，怎么样？”“同志，有些情况可能你不大了解，那个人有很多问题……”他软硬兼施地把我拖到一边。车子乘势开动了。

   年轻的终究被抓走了。人群散了一些，还有许多留在原处议论纷纷。一个人告诉我，辩论双方都是沙河天平架一间厂的。其实他们早就有预谋用这个方法抓人。要不，怎么连汽车都准备好了。我又气又恨地回到税务局。见到黄潜等人我还怒气不消地骂道：“混账！怎么能这样随便就抓人？”黄潜对我说：“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轻易去参与表态。这不是什么随便抓人。这叫在紧急情况下群众把坏人扭送公安机关。是有这条规定的。”我对黄潜的印象一直较好。但这次他这样讲则使我相当不满，也使我突然省悟到我与他终究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毕竟是共产党的政治干部，而我呢？我什么都不是！“什么紧急情况？紧急什么了？不就是一场辩论吗？”说着我忿然走开，不跟他讲。

   我这次出格的行动亦被税务局有些人看到。他们心中不无诧异。刘国凯这个保皇分子怎么会冒险出头帮“省革联”的人说话？至好几个月后我在广州有线电厂拉起一支工人造反组织时，税务局里的伙房大师傅对议论的人们说：“你们都搞错了。刘国凯其实不是保皇派。那次他在沙河大街上跟人激烈辩论，我就知道他其实是个造反派。”

   这位厨房师傅只讲对了一半。我确实不是保皇派。曾经身不由己地做过“资反线”的打手并不见得就要保皇。然而那时我的确还不是造反派。我感兴趣的只是批“鬼见愁”对联；批血统论，最恨的是高干子弟红卫兵。我对夺权之类既没参与也没兴趣。是什么促使我思想感情的大转变？是广州军方搞的三月镇压。这场镇压是全国性的。它后来被广州的造反派(红旗派)称为“三月黑风”。整整三月间，广州到处在抓人，在批斗。但这次不是由党组织指挥，而是军方和各单位的保皇派在掌控操办。大半年前，各单位党组织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还只是大字报围攻，而现在军方则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甚至抓进监狱。比那时党委还要凶多了。夺权行动是中央号召的，怎么错也不至於是反革命。军方怎么能这样蛮不讲理呢？

   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乃至政治倾向与其个性会有相关。我投入沙河大街上那场冲突一开始与我的思想观点并无相关，而完全源于我的个性。我天性同情弱小，憎恶强横。1966年7-8月做“资反线”的打手实在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小小的不得已的插曲。我很快就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我是个胖壮的男童。经常在街上打架。有时看见大童欺负小童，就上前干涉，往往因此引起一场殴斗。有时碰到两班男童打群架。一边人多一边人少。我不问情由就加入处於劣势的人少一方，帮他们打。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再遭到长辈一顿臭骂。最记得的是祖母又笑又骂又流眼泪的神情：“我的小祖宗，这是为么情节呢？又是在街上打抱不平了？我的天！”从初中二到高中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瘦弱的少年。缩在班级的角落里独自啃着书本。至出来工作后，经过一个马鞍形我重新成长为一个强壮的青年。这次激烈介入街头冲突是我孩童时期通街打抱不平的再现。冲入人群之初是出于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而当事件结束我离开人群时，一时的冲动已转化为思想的升华。这个街头事件成为我思想感情转向红旗派的起点。从那时起，我所憎恨的除了血统论红卫兵外，还增加了军方和社会上的保皇派组织，尽管我在自已单位里还贴有保皇分子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