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税务局的丁类人员集中在稽管科。他们在11月下旬批“资反线”的高潮中成立了一个名叫“红色战斗兵团”的组织。批“资反线”他们是相当积极的。李初寿所遭到的吼声中有许多是发自他们的喉咙。但是“一月夺权”他们却缺席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分局的夺权行动呢？当时我没有弄清。后来听说造反组织是联络了他们的，但他们不参与。

   这是有点令人费解的。在单位里，丁类人员所受政治歧视最深。他们之中的郭书恒曾做了“资反线”的牺牲品，其他人其实也在边缘。批“资反线”后起而夺权，冲击这个曾经歧视、甚至迫害过他们的权力体系不是很合逻辑吗？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多年来在这个政权下谨小慎微地生活，经过那么多的波折，他们深知这个政权的坚固性。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就这么轻易地被夺走。或许要问，他们也曾积极参与批“资反线”，那不亦是在冲击领导吗？批“资反线”与“夺权”在他们看来有所不同。前一项有中央文件的明确具体规定，后一项则只有人民日报社论的一般号召。中央文件明确指明各地各单位领导都执行了“资反线”，须接受群众批判。工作组要撤出；官办文革委员会要解散；整群众的材料要当众销毁等等。而人民日报虽然号召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却没有说明哪些省市、哪些单位的领导是“走资派”，必须夺权。可以说在那个时期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顾虑，以致行动迟疑。然而常见的是那些领导的亲信、红人们。他们有这样的顾虑十分顺理成章。因为于公来看，他们知道自己的领导多年来是如何地政治挂帅，如何颂杨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的共产党好干部怎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于私来看，他们下不了手夺与自己关系良好的领导的权，这既是出于拉不下面子，也是由于如果领导是“走资派”，又将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来的表现呢？自己岂不是在被“走资派”信用培养？但是，丁类人员组成的“红色战斗兵团”不应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们不是领导的亲信、红人。岂止不是，而且是领导歧视的对象。他们之所以迟疑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他们老成持重、老谋深算。他们是在等一等、看一看。等局势明朗些再说。何况他们也没有政治雄心去执掌什么权力。能平安地过着就满足了。

   世事的发展没有辜负他们的一番苦心。夺权喜剧闹腾了不到一个月就讯速剧变为苦剧。社会上大夺权的“省革联”固然遭到围剿，各单位的夺权群众组织也大都陷入困境。保字号组织奋起了，兴高彩烈地围攻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在郊区税务局，丁类人员组成的“红色战斗兵团”令人瞠目结舌地成了修理夺权者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批判会上向夺权者怒喝：“老实交待你们的罪行！”“你们这是在造无产价级专政的反。”“你们夺无产阶级的权，罪该万死！”我这个前阶段的保皇分子倒是置身之外，完全没有参与这场修理。至于黄潜等几个政工干部则饶有兴致、不无赞许地观看着“红色战斗兵团”的这番战斗动作。

   1966年11-12月成立的群众组织很多都叫某某造反队、某某造反团，但他们的组织名称则没有造反的字样。只叫战斗兵团。这个名字内涵更广而没有明确的标签。批“资反线”是战斗；夺权是战斗；围攻夺权者又何尝不可以解释为战斗？如果是其他人成立的组织叫这样的名字，我认为那具有随机的成分，但他们的组织叫这样的名字我则断定其中包含了他们的老谋持重、睿智心机。

   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对现实一定积郁着许多的不满。批“资反线”让他们得到了一次合法发泄的机会。这次围攻夺权者使他们再有了一次曲折的发泄机会。局本部参与夺权的主要人物中有前阶段跟我一样的运动积极分子(如秘书科的唐明桂)。这样的人本应顺理成章地成为保皇派。但是他们处事比我这个小青年老道多了。批“资反线”风潮将起时，一看事色不对他们迅速拉拢一些普通群众成立造反组织，投入批“资反线”，及时地洗去身上的保皇印记，换上时髦的造反旗号。“一月夺权”风起，他们又积极参与其中。对这些老牌左派，“红色战斗兵团”的丁类人员是衔恨久矣。这次总算逮到痛揍他们的机会。这些丁类人员在痛斥那些夺权分子--前革命左派时，表面上用的是经典政治术语，实际上心里是在骂：“你们这班靠运动整人向上邀功的混蛋，你们这些专会浮上水的家伙也有今天！”他们把多年来受歧视而郁积心中的忿怨都一古脑发泄到这些灵活过头的倒霉蛋身上了。

   郊区税务局的丁类人员这种似乎不符合逻辑的表现其实在文革过程中时时可见。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的人们在文革中并不象当今有人以为的那样都加入了造反派。由于造反派顾虑被保皇派指斥为牛鬼蛇神窝，通常都对吸收他们采取较审慎态度。而他们由于多年来所受歧视再加上前阶段“红色恐怖运动”的疯狂迫害，心有余悸，并不敢激烈投入运动。故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的人们大都选择做逍遥派(即不参加任何组织) 或做造反派中的普通成员。但是，还有一种并不少见的情况，就是这类人加入了保皇派，而且做了铁杆成员。之所以如此是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中深刻了解到共产党政权的坚固性。他们对歧视和迫害不但不反抗，反而炼造出一种在逆境下求生的意识和能力。他们不是被动地防守性地忍辱偷生，而是富于进取性地因势利导地为自己造就较好的际遇。在共产党干部、共产党政权体系遭到冲击时，他们选择坚决“保皇”的态度和行动，将此作为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投资。他们预期遭难的共产党干部必有重掌权柄之时，暂时似乎风雨飘摇的共产党权力体系必有重振威严之时。他们奋起“保皇”或许一时会经点风霜，但日后之顺畅可期。重握权柄的共产党干部和重振威严的共产党权力体系必会因他们的忠心护卫而给于适当的奖赏，起码因此不会把他们打入政治贱民予以歧视践踏。从我的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这一谋略和行为大多有所成效，但亦有失算的事例。后文中对此将有续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