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的风云变幻是令人目眩的。一、二月间的夺权声浪尚未飘淡，三月镇反就扑头盖脸而来。而三月镇反的喧嚣尘埃尚未落定，四月平反的呼声又拔地而起了。三月底毛中央发布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触角敏感的人已觉察到局势会发生变化。四月初，毛中央又发了117号文件，和“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人民日报>社论。这在高压下奄奄一息的夺权造反派看来是政治春天与自然春天一起来到了。他们欢呼，他们振奋，他们奔走相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解放了我们。”他们由衷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如果说毛第一次解放他们(1966年10-12月的批“资反线”) 引起我的共鸣尚局限在对血统论的批判的话，那么这第二次解放激起我的共鸣就是发自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因为自从那次在沙河大街上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扬言要把我也抓起来之后，我就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与社会上夺权造反派融和在一起了。

   但是军方绝不象地方官吏那么听指挥。1966年10月毛中央决心要扭转运动方向，通过批“资反线”停止在群众中揭批右派分子，把政治清洗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方官吏尽管因此颜面皆失，且即将被摆上炉子，但基本还是听从了。这次军方则闹起别扭来。即使军方对群众的镇压比去年地方官吏搞的“资反线”严酷得多，毛中央还是不敢说军方也犯了“资反线”错误。它只是告诫军方“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并说明“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它仅要求军方释放所捕人员，取消通辑令等，而没有把各地军方头目推上批判台。可是，尽管如此，各地军方还是诸多推搪，拒不执行。例如广州军方就拒不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也不释放所捕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造反派就只得以毛中央的文件和社论为依托向军方进行抗争，要求军方平反放人。

   在广州除“八一战斗兵团”被捕者甚众外其他组织亦有人被捕，如省直机关干部项明。他因作为省直机关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参与“省革联”夺取而被捕。时至五月初，军方仍拒绝释放他。广州造反派组织经商量决定以他的问题作突破口。五月三号造反派在烈士陵园正门广场上举行绝食斗争，要求立即释放项明。

   我闻讯于五月五号去到广场。那里的气氛真是激动人心。大约近千绝食学生把广场挤得满满的，看年龄以中学生为主。经过两天绝食他们已相当虚弱，都静静地背靠背互相支撑着坐在地上，没有声响。绝食纠察圈外人数更多。大学生、机关干部、工人都有。许多组织都打出自己的旗帜，支持学生的绝食革命行动。旗帜迎风招展，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在演讲，谴责军区的错误。时而救护车鸣笛而至，把昏迷的学生载走。而在较远处广州地区的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简称“地总”、“广州红色工人总部”简称“红总”(由此广州地区保皇派又被称为“总派”)之类则打出“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绝食只能触及肚皮，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三月东方浩荡，军管成绩辉煌”之类的标语。(总派由此对联又自称“东风派”。在毛共语系中，“东风派”听来当然比“总派”带劲得多。)

   看到这个场面我心情很激动、很振奋。觉得这才真正是群众运动，是人民反政治迫害的壮举。并清晰地感受到造反派的行动正在获得愈来愈多的社会同情。我在思想感情上亦更加倾向造反派。而对“总派”一味向军方献媚取宠、打压造反派的做法甚为反感恶心。

   多年后，在中共主宰了文革评判的社会情势下，非但御用文人把造反派诬陷得一无是处。即使具有独立身份和自主见解的人士也常极力贬低当年造反派这些行动的价值和意义。斥之为钦定造反。理由是没有毛中央的许可，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做。

   这种看法是多么脱离历史时空，多么偏颇粗暴。如此说来，除了直接了当以推翻中共专制政权为诉求的民主运动，其它就都是一片漆黑了。连1957年一些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对中共制度的抨击也是不值一提的，因为那不都是在毛泽东允许鸣放的恩准(钦定)下才敢出来说三道四的吗？

   毛中央117文件是给了造反派翻身的可能，但要把翻身变成现实还得造反派自己去争取。毛中央并没点名要给“八一战斗兵团”平反，更没有指示军区释放项明。造反派所有反政治迫害诉求的实现都得靠自己去奋斗。这里就有一个敢不敢奋斗的问题。懦弱者逆来顺受，有机会也不敢奋斗。勇敢者、有血性的人才敢把握这些机会。这怎么不应予以肯定呢？血性，这已是我们这个民族相当稀罕之物。如果对这都要予以奚落贬辱，那真是暴殄天物。

   绝食进行了三天多，造反派取得了胜利。周恩来发来电报。电报措辞是含糊的。说群众有意见可派代表与军区协商，抓错了人应该放。项明算不算抓错呢？没有讲。但军方就此放了人。这也可理解为军方已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但又拉不下脸皮直接向造反派认输，故在周恩来一个含糊其词的电报下就借机下台了。

   如果说一个多月前沙河大街上的那场冲突使我的思想感情完全转到造反派一边，那么到烈士陵园广场亲临绝食场面的感受则使我萌动了离开税务局的念头。因为我不能再继续接受自己“保皇皮、造反心”的别扭角色。不愿再看到单位里造反的人们以憎恨的目光看我。而且，我还有一个深深的幻灭。就是我原来设计的那条做共产党好小官的路径看来已被这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中断了。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和必要在税务局呆下去呢？还有，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就算以后转成正式税务员，做一个小小的“万金油”干部也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倒不如到工厂里学门技术还好些。

   我联络了几个也想离开税务局的助征员一起提出离职要求。至于去什么地方？我说找电话簿打些电话去问问吧？但纺织厂、化工厂之类不要问，最好是机电之类。电话联系的结果是多数厂都说需要劳动力，但没有招工指标。少数几间厂说有，不过是合同工、长临工指标。怎么样？是合同工呀，你们说去不去？去！他们都这样说。好，那就干吧！我们一行去到名字最好听的厂--广州有线电厂。接待我们的是该厂人事股干事陈思红。她说虽是临时工指标，但其实是长临，不用签合同。各种劳保福利与固定工同样待遇。你们在税务局的工龄可连续计算。工资照你们在税务局的一样，再加上工厂里才有的附加工资。

   我们颇为高兴。回到税务局就打了离职报告。报告中说税务局人浮于事。我们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些实际工作，故要求离职到工厂去。廖国雄(在三月成立的临时业务班子中，廖被结合进去，继续主持局里的日常事务) 看了报告后尴尬地笑着说：“你们要走就走，怎么说税务局人浮于事呢？”我争辩说：“这是事实嘛。

   多年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深悔自己年少气盛、少不更事。站在一局之长的角度，被自己的下属评定自己领导的机构人浮于事，那真是颜面何堪！回忆自己在中国大陆从少年到青年直至不惑的漫长岁月，那真是受尽社会白眼。而唯一得到帮助的就是廖国雄及其太太赵佩兰。是他们介绍了我第一份工作。使我没有去做最老资格的、最悲苦的一代“知青--支青”(这一代知青的佼佼者是邢燕子、董加耕、候隽、陈国基。在他、她们的荣誉下不知隐藏有多少老知青的血泪) 。使我有机会知晓到中共机关里的人事与气围；使我比同代人先期了解中国农村状况。从而使我比同代人有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共专制的反叛思想得以走在同代人的前列。在当今经历过文革并研究文革的人士中，中国之大，我可能是唯一的三合一者，集学生、干部、工人三者于一身。没有人象我这样在当年就同时对学生、干部、工人的处境心态有那么全面深刻的洞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在1971年就着手写<文化革命简析>这中国第一部三年文革简史的主观原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都永远对廖国雄、赵佩兰夫妇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