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线电厂是华南地区唯一生产手摇电话机的国营厂，约近四百名员工。在当时算中型厂。厂区位于广州南郊鹭江，离中山大学东门只有几百米。郊区税务局属下的新窖税所亦在它附近半公里处。

   六月中，我们一行七人去到该厂报道，陈思红带着我们到厂里转了一圈，立即分配工作。我和申永康被分配到车工班；黄自汉到五金班；陈伟基到钣金班；廖康宁(女)分配到绝缘班；陈华葆(女)分配到单机班；丘小铃(女)分配到总机班。

   工厂与机关的行事风格有天渊之别。记得初到税务局时领导总是说先熟悉一下情况吧。一、两个星期下来没有具体工作做，都不知怎样打发时间。工厂就截然不同了。一进车间，班长马上分配给你能够干的活。工人们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话说，大都在埋头做工。偶而讲两句亦都淹没在机器的鸣响之中。我们七人之中，以陈伟基所在班组技术性最强。我和申永康所在的车工班次之。其他都是马上可以进入工作状态的。我的师傅名叫关松稳。只比我稍长几岁，是1965年来厂的退伍军人。我第一天专门看他怎么操作车床，第二天就在他指导下车制零件。开始动作很慢，也常出废品，但几天后就比较熟练了。接着学习磨制各种车刀、钻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磨得快而好是件不大容易的事情。在此后的岁月里我练出了磨刀的绝活。通常磨刀是用双手，而我只须单手，而且磨车螺纹的刀不用螺纹规，仅以肉眼就可以准确磨出60度的公制螺纹刀和55度的英制螺纹刀。八十年代后期我应聘到深圳宝安港资厂任职机械部副主管时，偶而露一手给技工们看看。那班原以为我只能绘图设计，不能干活的机械油子们本想给我点难堪，拿下我个迟来职位却在他们之上者的面子(他们没有大专文凭，干了多年仍不能升职) ，但在看了我极其纯熟的机床动作和磨刀绝活后，均老实了下来。这些都是后话了。

   尽管外界文化革命进行得热火朝天，这间厂却一片寂静。厂里没有大字报，没有群众组织，更没有两派。好象根本没有文化革命这回事一般。偶而看到一条已发黄、其内容令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标语--“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保定了，吹胀！”。(“吹胀”，广州俚语，意思是气破肚皮。)

   来到一个新单位，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本不打算干些什么，好好学点技术就算了。但没想到两件意外的事情使我改变了主意。

   廖康宁同班组有个中年女工，上海人。不知为何总是刁难她。才一个多礼拜就起了冲突。在口角中，那女工连我们都捎上了。她对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的后台不就是那么一点点吗？我们的后台是党组织，比你的大多了。”我们听了都很生气。我们又没有得罪她，干吗要株连到我们？

   不久，申永康与车间副主任黄强又起了冲突。黄强指着申大骂：“你们这些税务局来的临时工滚吧！滚回到税务局去吧！”申把这情况告诉我们，我们都十分愤怒。廖康宁与那中年女工的冲突只是令我们闷气，而申永康与黄强的冲突则促使我改变了初衷。

   黄强的骂不但骂了我们七个人，而且充满了歧视。说实在的，在到有线电厂之前我还真没有料到工厂里等级是如此分明。厂长--车间主任--班长--正式职工--长临工--短工。在税务局里，尽管我们没有列入干部编制，但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歧视。领导总是在说，你们是税务部门的革命接班人。经常暗示我们，只要工作表现好，转为正式税务干部只是迟早的事情。助征员非但整体上不受歧视，个体上有些人还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如沙河所被王家其“培养”入党的杨有坚等。过往这样的经历使我们对自己身份上的落差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我们几个人商量要对黄强进行反击。可是怎么反击呢？总不能就这样去找他大吵一场。就在我们忿忿不平而又无计可施之时，有人(其中包括我的师傅关松稳)向我们谈及有线电厂前段时期的运动情况，使我从个人遭歧视的愤懑升华为对厂里保皇势力猖獗的愤慨，遂由此萌动了把有线电厂造反力量再聚合起来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