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线电厂有书记、厂长、副厂长各一。书记(忘记其姓名)是个前东江纵队的老游击队员。身体多病，经常病假休养不上班。副厂长(名叫林洪溢)为人极为低调，似乎不存在一般。厂里大权独掌的是厂长黄天来。黄出身社会下层，二十来岁时被征入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军交战时被俘，旋即加入共产党军。即当年所称的“解放战士” 。五十年代初以排长职转业地方，到私营长春电话机厂--广州有线电厂前身--任公方代表。不久公私合营，黄升任副厂长，后再升为厂长。

   黄天来教育水平虽然很有限，但为人极有心机。“解放战士”资历并不堂皇，人数亦何止百万。许多“解放战士”转业复员后都淹没在人海之中。广州有线电厂就有这样的人物，如沈忠全，由于文化水平太低，行为散漫，故也一直作个工人。当然是个特殊工人，作什么、干什么无人过问。而黄能在十年之内升至一厂之长当有其过人之处。

   黄长着一副长江流域巷陌间常见的相貌，讲着两湖口音极重的普通话。他衣着朴素，不摆架子。他在把全厂重大事务都处理妥当，把权力都有效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后，会常到各车间转转，甚至落手落脚地干上一、两个钟头，而绝不象多数领导干部那样悠闲地坐在厂长办公室的沙发上。文化革命前已有大庆王铁人事迹的广泛赞扬。有人告诉我们，黄天来是想做广州的王铁人，从而更快地升官。说实在的，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问题。黄如果真的是靠把厂搞得很好，得到上级好评而升官，那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即使是从多年以后的角度去看，黄天来都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共官。而且在那时普遍贫穷、计划经济极为严格的时代，他也没有多少活动手段可资贪污腐化。

   问题是在共产党体系中只埋头搞生产恐怕并不能升官。要升官必须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绝对威望，这样不但在处理任何事务都能应心得手。而且务使全厂毫无杂音地颂扬自己是王铁人式的好干部，为升官铺平道路。

   然而，如何在工厂里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却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共产党的国营工厂里有个难解的题。一方面强调党领导一切，另一方面又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纠缠在一起衍生了许多麻烦。党领导一切，决定了厂长书记可以对工人有支配权。工资等级、奖金数额、职务升迁、宿舍分配、工种调配、单位调动等等。但是，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又使厂长书记不能解雇工人。而且在工资等级的决定中往往不能随心所欲，而受制于上级、甚至中央有关部门文件的规定。厂长不能解雇工人，好象是制约了领导、维护了工人，但深究下去，它却是剥夺了工人的择业自由。而更重要的是它使国营工厂里失去了一个化解领导与工人之间矛盾的机制。在私营工厂里。雇工与工厂主之间的摩擦冲突到了实在无法消解的时候，雇工可以指着工厂主的鼻子大骂一通，发泄而后去。可是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不能辞职的。如果他强行离开了工作单位就再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到社会上打流散。这是绝大多数工人所不愿面对的。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调动工作，离开原来与领导关系已搞得非常尖锐的单位，去到另一个新的环境。可是，单位调动绝不是工人或职员自己联系到接受单位即可，它必须得到原单位领导的首肯放行。在这种情况下，原单位领导心中自有盘算。如果这个人留在单位里，自己又无法制服他，领导会选择放行。如果情形相反，领导就会不予放行。你想走？我偏不让你走！我要把你绑在这里，有机会就炮制你。共产党运动多着呢。看哪个运动合适揍你就揍你。

   任何一个工厂的领导想要建立自己的权威无非是用两手--拉拢收买和排斥打击。收买拉拢需要资源。一般来说工厂领导手中掌握的资源往往不足以收买所有人。例如职工宿舍有限，他必然用以犒赏对自己最忠心、最得力拥戴的人们。对于无法收买或不接受收买并冒犯自己权威的人，领导就必然要予以排斥打击。而且在许多时候，即使领导手中还有资源也不用于收买。如果他经过权衡认为对某些人刻意进行打击会更有利于建立自己权威的话，他就会这么做。通过打击一些人，打得他们爬在地上打滚也不罢手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力量，慑服其他潜在的冒犯者。一般来说，一间工厂里如果厂长是个心头不高的人，他对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就不太在意，於是他也就不太着力去拉拢收买什么人和排斥打击什么人，从而使这个单位的干群关系比较平和。否则就会大相径庭。广州有线电厂的黄天来就是个心头极高的人，他想做广州王铁人，不断得到升迁，於是就用劲地使出那两手，这就造成了该厂人群以他划线的严重分裂。

   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干了近三年。有了机关工作的经验，使我常把有线电厂与它作比较。廖国雄明显是个心态较平常的人。他没有刻意地去做些什么，故文革大波掀起，没有人要拼命地打他，也没有人要拼命地保他。李初寿与黄天来同样都有升官的高心头，但身处清水衙门机关和单一的任职使李手中没有多少资源用于收买党羽，他只能通过四面出击来打通道路，和拉人作政治垫背来向上攀登。他与廖国雄一样都不致使群众分裂。所不同的是，对廖人们是普遍冷漠，对李则是普遍憎恶。(后来有戏剧性的变化，将再作补述) 相比之下，廖和李都不典型，黄天来才是典型的共产党干部。这就导致广州有线电厂的群众派别斗争尽管不激烈(没有发生武斗) ，却也相当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