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密锣紧鼓地商议成立组织之时，广州进入了1967年夏季大武斗时期。红旗派在“五.三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声势迅速增长。除“八一中学”等极少数大、中学校外，红旗派在学校里占绝对优势。红旗派的学生到许多工厂串连，使一些工厂的红旗派组织也壮大起来。由于学生多、能写能说的多，故街头的大字报、大标语绝大多数都是表达红旗派的观点。社会同情已完全倾向造反派。而且这同情是发自人们的内心，没有丝毫的强迫因素。保皇派(总派)的舆论空间被压缩到微乎其微的程度。但是，某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潜能与其社会声势未必成正比。造反派声势高，社会潜能其实低。反之，保皇派社会声势低，而社会潜能却极高。这社会潜能储藏于控制社会的权力执掌度和军方的支持度。

   保皇派虽然在舆论上已臭，但是它有着以各级人事、政工、保卫、武装干部为核心的骨干力量。至于军方，从广州军区到省军区、军分区和县人武部，在1967年夏以前都是完全支持保皇派的。这使总派敢于在舆论战输尽的情况下，恼羞成怒而诉诸武力。从七月中开始，总派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斗事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残酷血案。(参见笔者所著<广州红旗派的兴亡>第六章)

   这段期间，我两个弟弟都很少回家。父母为他们的安危忧心不已，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大弟刘国旋不但在二十一中组织了东方红公社，还把广州东片的一些力量较强的中学红旗派组织，如十六中红旗、七中红旗、铁中红旗、华实红旗、女中井岗山、、十七中井岗山等都串连起来，成立了中学生造反派的联合组织。名叫“红卫兵广州兵团”。大弟当了兵团的司令。这个组织以敢于对抗总派的武装挑衅而闻名于世。“广州兵团”有不少外省籍的知识分子子弟，他们与同样是外省籍的高干子弟在去年“红八月”中就开始结下梁子。高干子弟在践踏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时也对他们极尽嘲弄和歧视。广东人性格较平和，性子较强的外省籍知识分子子弟遂成中学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和敢于与总派兵戎相见的群体。总派的中学生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 是其武斗的主要力量。这个组织本是以高干子弟为领导和骨干。但是到了用枪弹进行武斗的时候，许多高干子弟都躲回省委大院、军区大院了。其中的工人子弟则走向前台。

   二弟刘国铸的工读井岗山与广州其他几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组织联合而成“红卫兵工读兵团”。“工读兵团”成为“广州兵团”的小夥伴。在多次与“主义兵”和总派的武斗组织交火中并肩作战，打出了名声。刘国旋、刘国铸亦成广州中等学校里赫赫有名的人物。

   父母亲终日为大弟、二弟的安危担忧。有时母亲提议我去找找两个弟弟，看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亲反对说：“找什么？到哪里去找？他们又不一定在学校里。那些总部之类的地方能随便去吗？一不小心把你当成对立派的人，一枪打过来就全完了。”

   刚成立不久的工联广州有线电厂铁血纵队没有来得及介入社会上的武装冲突。但我们观点的倾向性是绝对明确的。就是愤怒谴责、声讨总派对红旗派的暴行，坚决支持红旗派的文攻武卫。为此，我们在厂里和附近的一些单位的围墙上都张贴了许多标语。有人担心地对我说：“你们在厂里贴就行了。在外面贴，你知道什么地方会藏有主义兵？看见你们贴反对总派的标语，远远从背后给你一枪打来怎么办？”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毛主席不是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吗？如果因害怕背后的冷枪就连标语都不敢贴了那还怎么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算什么革命造反派？”

   有线电厂保黄天来的一派群众组织不但从来没有介入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甚至从头至尾都没就社会上的两派斗争贴过一张标语，表一点态，而它们并非刚成立。它们对社会上两派斗争的来龙去脉是了解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时我还真有些困惑。直至后来文革到了尾声时，我思前想后才深刻洞悉了其中的缘由奥秘。这容后详述。

   广州1967年夏季大武斗始于七月中，基本结束于九月上旬。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广州武斗的激烈程度是大为逊色的。这也算是广州人民之福。多年后回想起这一情况，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军方举棋不定，没有全力支持总派打垮造反派。二是源于广州人性格的相对平和。武斗激烈到何种程度不取决于造反派，而取决于保皇派。因为是保皇派挑起武斗并坚持要使用武力。造反派是被迫还击，是“陪练”。保皇派用冷兵器，造反派也只用棍棒、水管。保皇派升级用枪炮了，造反派才匆匆忙忙地去抢枪自卫。在武斗过程中造反派基本是被动的。广州的主义兵在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残酷地把四类分子活活打死。但那都是主义兵中的高干子弟所为。大武斗中，这些高干子弟明白在双方都有冲锋枪的战斗中，他们的命和普通人的命都在同一瞄准线上。子弹不会因他是高干子弟而转弯，故都躲回家中去了。剩下主义兵中的工人子弟不是平民子弟所组成的学生造反派的对手。而广州工人保皇派的悍战性囿于广州人的性格则远不及两湖和广西。一旦保皇派停手了，造反派也就停手了。造反派有信心在文字语言斗争中胜过保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