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六、广州有线电厂造反派之构成

广州红旗派因对“省革联”夺权看法不同而分成以“中大红旗”为首的“红司”派和以“华工红旗”为首的“三司”派。后由于这两派均在三月受到军方压力，七、八月都遭到总派暴力对待，在强大的满怀敌意的保皇派面前，他们不得不捐弃前嫌团结起来了。属“红司”派的“工联”与属“三司”派的“红旗工人”团结起来成立了“广州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工革联”。在这新的形势下，我们的组织也相应改称为“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 。

会上先宣读了我起草的成立宣言，接着进行无记名投票。我和刘湛铭、陈润生(女)、吴瑞卿、徐木兴当选为分部常委。无线电工业局其他厂的(如航海仪器厂)造反派组织都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支持我们，壮大了声势。会议喜气洋洋、意气风发。看着“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的大旗高高树在我们总部门前，确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

文革时期一部份民众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会参加到造反派组织里边来？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是研究文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通过这项研究才能洞悉文革造反的本质，从而给予它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对文革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的认识和评判都流入谬误，那么整个文革研究也就乏善可陈了。

社会造反派和单位造反派基本可以挂钩。换言之，社会造反派基本由单位造反派聚合而成。对一名单位内的造反者，你一定可以分析判别到他的造反动机、缘由，而当他介入到社会造反活动后，在他的原始造反动机上就会增添新的动机，或者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挣扎于社会波涛，而无明确的动机驱动。故此，分析单位内的造反动机是此项研究的基础。

多年后我回忆分析这一切，对文革造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三十几名成员中有十几人是骨干活动分子，其他是挂名或半挂名成员。他们都可分别列入以下四类群体之中。

第一类是不但反对黄天来，而且对现实亦有朦胧的不满情绪者。其主要人物有陈润生(女)、刘生桓、梁绍堂、梁耀华。(梁耀华是“地总有线电厂分部”成员，为何作此归类，容后叙。) 他们在台面上的造反缘由都是直接遭受过黄天来的的排斥打击。他们对黄天来非常不满，经常谈到黄天来怎样两面三刀、打击报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要把有线电厂搞成他一言堂的独立王国。他们甚至谴责黄天来就是有线电厂的座山雕。可惜的是在当时一片激动纷扰的气氛中，年轻的我无心细听、更没有具体记录下来他们列举黄天来的许多劣行事例。约莫记得只有陈润生所说全厂女工无记名投票选女工委员，她以高票当选。但由于她曾对黄天来的一些做法提过意见，黄天来就硬是把她的委员席位给掳了下来。刘生桓、梁绍堂是技术科干部。刘文革前几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梁的资历更老一些，五七年反右时被内定为中右，控制使用。运动初期他亦遭到黄天来组织的围攻。梁耀华的情况前面已作介绍。

第二类是只对黄天来个人不满者。其代表人物有徐木兴、吴瑞卿。他们是从外单位调来有线电厂不久的高级技工，在工作和待遇中深感遭到厂里一股势力的排挤刁难。而这股势力又以黄天来为依托。还有一位名叫陈柱石的，是1956年入厂的技工。他为人较沉着，不知什么原因使之对黄天来也相当不满。在当时的表面来看第一类与第二类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从此后的人生追踪中才能洞悉他们之间的区别。

这区别是第一类始终处于共产党体制之外，而第二类则在体制之内或尽力进入体制之内。陈润生在三年文革之后继续受到黄天来势力的逼迫，1975年她借助自己的人事关系得以调离有线电厂。八十年代中期她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照。一个原来只受过中学教育，年纪已四十多岁的女子，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这样的进取精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对现存体制的不妥协性。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风潮卷起时，有一天梁耀华在厂宿舍区碰到我，邀我到他家里看他弄到的“李一哲大字报”打印件。当时官方对大字报已发动批判。但是，梁耀华在与我的交谈中明显流露出对大字报的欣赏。为防隔墙有耳，我语多保留。但由此我得以窥见梁耀华的思想境界其实并不只是文革造反，他对现存体制亦有某一程度的否定。此后的十多年里，我与厂领导乃至政权当局都一直处于剑拔弓张之中。一些从前的熟人见到我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梁耀华却大相径庭。每次邂逅都还与我寒暄几句。我宁愿将此看成是梁耀华思想实质的曲折表现，而不将此看成是他待人接物的圆滑。因为对我这个内定的反革命分子已丝毫没有圆滑对待的必要了。1980年底，我将<文化革命简析>油印问世后，一次碰到刘生桓。我问他有没有兴趣看？他说当然有。我借阅一本给他。几个星期后他还给我时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几次欲言又止。那时邓小平对七九民运全面镇压在即。刘生桓已听到风声。他的微笑说明他对我思想的认同。而欲言又止则是他在乌云压城时的自保之道。这是很可理解，并应予以体谅的。五七年的“中右”梁绍堂于八十年代中去世了。他处事一直低调。而这低调其实是对现实不妥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徐木兴是党员、家庭出身贫农。吴瑞卿虽不是党员，但家庭出身亦红。按普遍规律，这种政治质量的人是当然的保皇派。但社会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不少家庭出身“好”个人政治条件亦“好”的人会因为种种原因与本单位领导交恶而进入造反行列。而他们的造反境界则永远只以反本单位领导为限，而绝不会上升到反体制，那怕只是模糊的、潜在的反体制。然而徐木兴的个人品质还是较好的。文革结束时由于一种特殊原因(后面将有专述) 徐木兴做了厂革委会委员，车间主任。我则是厂领导最憎恨最欲踩死的人物。但是，直至我于1977年1月23号贴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万言大字报，公开了自己反体制的政治异议人士真质，并遭到官方严厉处罚之前，徐木兴一直对我友好相待。他似乎一直还怀着文革造黄天来反时建立的友谊。

吴瑞卿文革后检讨了自己参加文革造反的错误，一直要求“进步”、争取入党。终於在1978年完成了他的心愿，拿到了党证。入了党随之就会作官。不久他升调到机械车间作主任。我由于不值他的作为，遂借故数次与他大吵。他遂十分恼怒我。今天回想起来不无后悔。人各有志，道不同不与为谋就行了，实在没有必要那样做。当年自己也太偏执火爆了，以至把原来还留有一丝情面的人都变成了仇敌。

与徐、吴同属一类中的陈柱石稍有自己的特点。他出身城市贫民家庭，还不算正牌“红五类”，亦不是党员。1967年7月，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以造反的方式来反击黄强们的歧视侮辱时，陈柱石是促使我下决心的重要人物。由于得悉我与他是街坊，有天班后他来我家聊天。谈了有线电厂一些往事。并说如果我出来挑头组织造反派，他们一定全力参加。陈柱石不善辞令，甚至有点木纳。以他这样的脾性竟主动到我家动员我，说明他反黄天来之坚决。文革后他的处境亦较低沉。1976年黄天来病逝后厂里的情况逐渐有所变化。除非是象我这样坚决把文革造反理念升华为民主斗争理念的人将“固穷而终生”外，其他都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1982年梁芳兰(男，贫农出身、文革前已入党、黄天来的潜在反对者。) 升调机械车间主任。1983年他发展陈柱石入党。令人极感意外的是1990年陈柱石竟申请退党。当时的厂党委书记潘日闻之大怒。不允许退党，并以他犯了政治错误为由将其开除出党。那时我已身在纽约。这一闻说不知是否确实。若属实，陈柱石应列入第一类文革造反者。当然也有可能是七、八十年代他经过观察思索后的理念升华。如果是这样的话，陈柱石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和非常值得钦佩的人。

第三类是出于青年人的正义冲动。刘湛铭、蒋宏英、刘泽成、黄自汉等属于此类。他们并未受过黄天来的直接压制迫害。对黄天来个人并无特别的憎恶。对现行社会制度更谈不上不满。他们起而造反与其说是反黄天来，不如说是看不惯黄天来党羽耀武扬威的态度、过于嚣张的保皇言行。至于刘湛铭则还多一个缘由。省革联时期，虽然有线电厂的群众组织都没有介入社会，但观点亦存在。保黄天来的一派组织都反对省革联，刘湛铭是“单干户”，却在观念上十分支持省革联，为此在厂里与保黄天来派发生激烈辩论。他加入工联，可以视为文革初期观点分歧的自然延伸。

青年人的正义冲动是不能持久的。它必将让位于成年后面对现实冷静的利益考量，或本色性格的自然回归。蒋宏英文革(三年)结束后不久就设法调离有线电厂。我估计她会对参加文革造反有所反思。如果文革从头再来，她不会作此投入。刘湛铭、黄自汉属于那种诚实正直、本份，亦无野心抱负的人。文革结束后他们勤于本职工作，不再有其他思量。对社会问题或许亦有其观点，但绝不会为此再作任何动作。文革期间一时的正义冲动随着青春的逝去而烟消云散。岁月的流水冲走附在石块上五颜六色的花草，使之露出原来的沉着。

刘泽成是与他们大异其趣的人物。他是我们之中除李胡英之外年纪最小者，出身城市贫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就没有读中学。1963年，年仅15岁就入有线电厂当自费学徒。我们入厂后，由于年龄相近，又在同一个车间，很快就做起朋友来。他也很反感黄天来党羽所为。与保皇派语言冲突时他常冲在第一线。三年文革结束后，黄天来和曾一度取代黄天来的军代表因其年纪小，家庭出身又“好”，认为他是受了陈润生等和我的坏影响才造反搞事，遂对他多施笑容。1975年提拨其担任五金班班长。从此刘泽成骤然成熟了。他挥别了少不更事的青年激情，开始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作现实的考量和设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到一件旧军装，经常穿着。给人感觉他是一名复员军人。中国从六十代中到八十年代初，军人和转业复员军人在社会上都有高人一等之感。刘泽成此举折射出他心态的变化，暗示着他现实的追求。他在自己勤勉工作的同时对工人要求十分严格。其风格与那些上下不得罪的中年生产班长大相径庭，遂得到领导欢心。七十年代末入党，升任车间副主任。八十年代中期厂出资让他带职读干部速成中学。九十年代初有线电厂大改组，他任机械分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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