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成与我的交往最多，曾是很好的朋友。由于年龄相近又都爱好体育，(球类除外，我小脑不发达，所有球都不会打。而刘泽成则小脑发达，什么球都打得很好。)七十年代上半期每年横渡珠江和环市长跑都是由他与我包办局分配给有线电厂的名额。刘泽成发迹的过程中伴随着对昔日文革造反的深刻反省。入党做官后绝不再与昔日造过反又拒不认错悔改的人来往。尤其是我，同在机械车间经常碰面，却如陌生人一般。1983年，我自费就读广州职工业余大学四年制机械制造专业二年级时，有一次电子工业局举行从广州珠江大桥到沥窖10公里长跑比赛，我和刘泽成都去参加。我获第一名。比赛结束回厂时，不期一起推自行车出了集合点。我本已预感他会不乐意与我同行，但考虑到既已碰在一起若又刻意分开那实在太突兀，於是硬着头皮一起上路。十多公里的路上无一言交谈局面亦太压抑尴尬了。我遂试图扯一两个话题，但都因他“冷处理”而无以为继。后来他终究找了个借口独自弯路从另一条路回去了。我心中明白他是怕有人见到他与我在一起，报了上去，令上头不满他与我这个内定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以至影响他的政治评定和仕途。从刘泽成的人生轨迹我深深明白青年正义冲动尽管可贵，但未必持久。在现实功利的考量面前，人性有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的扭曲和蜕变。

   以上三类群体组成了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的骨干。

   第四类是出于某些特定的人事原因加入造反派组织。他们是组织的挂名或半挂名成员。如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来厂的林广灿因大力追求廖康宁，亦加入我们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他终究于1969年如愿以偿地娶到廖康宁。)蒋宏英的同学胡宝山有与之发展关系的心思，故随之加入进来。其实并不参加具体活动。顶多在开全体大会时来参加一下。还有车工班的一些女工。因班长任润新、黄锦荣倾向造反派，故她们亦随之参加。

   关松稳加入的缘因也相当特殊。他是个很好体育运动的青年人。足球踢得不错。性格外向，喜欢说笑，颇能搏取女性青睐。在保黄天来的一派中，亦有一班二十大几的青年工人。他们亦好打球和正为找对象而起劲地追逐女孩子。在他们看来新来乍到好表现的关松稳枪尽了他们的风头，於是常有意拆关松稳的台、起他的哄、找他的难堪。起初这还带有开玩笑的性质。搞多了双方就有了心结，直至不无敌意。这终究使关松稳参加到反黄天来的一派中来。而他好动的性格更使之成为组织里的骨干成员。

   我们组织十几个骨干活动分子都可分属到前三类中。其它约二十个挂名成员大都属于第四类。但是亦有例外的，如关松稳属第四类却是骨干。车工班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工是挂名成员，但我却判定她属第一类。这位女工姓杨，我总叫她杨大姐，遂忘却其名字。她文化水平虽有限，但观其言谈系有相当思想底蕴。我感觉到她这个挂名成员与其它的不同。她虽很少参加组织活动，但私下却很关心。我看得出，她是非常希望造反派在与保黄天来派的斗争中能取得胜利。1965年她与丈夫一起从北京有线电厂调来。丈夫在机修车间工作。她丈夫家庭出身地主。从我进厂到1969年她们夫妇俩被战备疏散遣还原籍顺德，长达两年里我一直没有见过她丈夫一面。他丈夫上班时间绝对呆在机修房里，不外出一步。下班亦不在人群中出现。不知他何时进车间、何时出车间，犹如幽灵一般。我明白，他们这种人是对现存社会充满恐惧。他们知晓自己只要有丝毫的行差踏错，就有可能被撕成碎片。但是，这恐惧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对这个社会深沉的不满。杨大姐丈夫的隐身表明了他们的自保苦心。杨大姐作为一个挂名成员，却又私下十分关心组织的命运则说明他们内心对现实的愤懑，和期望这社会现实被某一程度地颠覆。他们心中会有一个朦胧的感觉，就是黄天来派当道他们的日子会很艰难，而象刘国凯这样一些反权威，总是为底层者鸣不平的能造反者成一点气候的话，会较善待他们。可是现实是如此的严酷。造反派--反权威派彻底失败了。保皇派终究趾高气扬地为所欲为。1969年以战备疏散遣送原籍的多是“四类分子”。杨大姐一家不是“四类分子”，却亦遭此噩运。这必定是因为杨大姐参加了我们造反派所种下的恶果。黄天来的心毒手狠，即使以前我不知晓，但从这些我就有了真切的洞悉。

   在剖析广州有线电厂的文革造反者中，不能漏掉黄晚成。尽管他从头至尾都没有参加工革联，但他毕竟是最早把黄天来推上受审台，一度使黄天来十分狼狈的人物。而问题恰恰就在于此，他欲打倒黄天来，不是因为黄天来在前阶段运动中执行了“资反线”把无辜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而是抓住黄天来的所谓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一旦成立是可置人于死地的。批“资反线”的高潮中另搞招数说明黄晚成心中另有所谋。

   在搞黄天来的历史问题不成之后，如果黄晚成当时的确是出于替党清除阶级异己分子的“公心”，那么在此次失误后当勇于承担，并坚持下去。因为黄天来没有杀害解放军并不等于他就没有其它问题。起码他在有线电厂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执行“资反线”，伤害无辜群众。而黄晚成却一退如此彻底，从此再也丝毫不涉及运动，这说明他当时搞黄天来的历史问题充满功利主义。他以为这绝招一定可以置黄天来于死地。自己作为替党清除阶级异己分子的功臣当有封赏。而在如意算盘落空后，他深感闯下大祸，遂从极度膨胀到极度萎缩。保黄天来派骂他是政治扒手当有其缘由。三年文革结束后，共产党的政治秩序重新巩固建立。黄晚成多次去黄天来家求访认错。由于当年黄晚成所用手段太辣，虽认错不迭，黄天来亦只是不罚他，终不予录用。直至黄天来病逝，另人当道后，黄晚成才时来运转，于1982年入党，当了模具班班长。

   从黄晚成的行事轨迹可以领悟到文革造反中还有这样一种人物。他们不是学校里被文革前共产党革命理论刺激得神智痴迷的学生，也并没有受过歧视和迫害，但他们却热衷于打倒当权派，且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人虽也打着造反的旗号，但他们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文革造反。只有前述那第一、二、三类人才构成了文革造反动机和行为方式的主流。本已对整个现实都有朦胧的反对情绪者自不待言，即使是只对黄天来不满者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黄天来代表了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反黄天来无形中也就反了这个秩序。基于同样道理，仅出于青年正义冲动而反黄天来亦是可圈可点的。黄晚成与有线电厂工革联这三类造反原因所组成的骨干相比是极端少数，社会上的“黄晚成”也是社会造反派的少数。故此黄晚成类只是文革造反的支流，不代表文革造反的主体和本质。

   最后有必要提及的是厂人事股干事许某。(忘却其名字) 当时人事股有三个人。股长梁双基。股员陈思红、许某。据说，当年把黄天来的历史问题泄露给黄晚成的是许某。许在此后的运动中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三年文革结束后，黄天来没有忘记他。许被从人保股清除出来做工人。后来他调到其它单位去了。

(六、广州有线电厂造反派之构成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