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七、广州有线电厂保派之构成

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垒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声势上，二是实质上。声势体现于大字报大标语的数量，和一旦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时各自可以出动的人数。造反派人数虽少，但新破土而出的工联广州有线电厂铁血纵队和后来的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锐气十足。每天班后我和刘湛铭等人都留下来在厂里和厂外附近地区张贴表达红旗派观点的标语。有了总部后我们干脆找些废板拼成床板在总部里搭铺睡。反正是夏天，光着膀子就睡。保皇分子才没有这份傻劲。

但是，如果我们在厂里贴出批判黄天来的大标语，保黄分子就会动起来，在我们的标语旁边贴上拥护黄天来的标语，甚至用他们的标语覆盖我们的标语。这时我们就“有样学样”也覆盖他们的。於是一场语言冲突就骤然而至了。他们责问我们为什么要覆盖他们的大字报？我们说是你们先这样做的。吵着吵着就离开了事情的始发缘由，而涉及造反、保皇，和对领导干部的政策。毫无疑问，在当时流行的理论框架内辩论，他们均不是我的对手。有几次他们吵不赢有想动手打架的迹象。我把近视眼镜摘掉，骂一句粗语：“你们敢先动手我们一定奉陪！”他们人数虽多，但看看我暴怒的模样和突起的肌肉，以及站在我旁边和身后的刘湛铭、刘泽成、黄自汉，有时还加上关松稳、李胡英、申永康、冯祖超等，就不敢贸然动手了。

有一次在篮球场上又发生了语言冲突。黄天来突然走过来厉声叱到：“吵什么！吵什么！上班时间，都回车间工作去！我们有线电厂从来没有这样做法的！”众人一下都愣住了。保黄派们在他们的主子面前当然不敢有任何造次。而且他们也明白黄天来叱骂的对象不是他们。造反派们亦都一时不知所措，还真被黄天来镇住了。我定过神来后，立即对黄天来回叱过去：“我上的是中班，现在出来贴标语不违反劳动纪律。你是当权派，好好去检查自己执行资反线迫害群众的错误吧！”黄天来确实没想到我敢当众顶撞他。略略一怔后，斜瞪我一眼悻悻离去。黄天来的拥戴者们恨死我了。他们说车工四眼仔真是搅屎棍，有线电厂本来好好的，都给他搞乱了！黄天来、梁双基一定懊悔不已，怎么招了这样一个瘟神进厂来。

工革联十几个骨干分子分成“高参”和“烂头卒”两部分人群。这是我们自嘲的说法。因为陈润生他们七、八个人从来不参与室外的冲突，只是在总部或其它什么地方收集整理批判黄天来的材料，研究对立派的动态等。於是我们把他们笑为“高参”。而我们七、八上十个直接上阵的则是“烂头卒”。(“烂头卒”固然是二十上下的毛头小子“高参”其实也只是三十出头的大龄青年。)保黄派的骨干分子也可分成这样两部分。他们的“烂头卒”大都是五八年入厂的工人，年龄二十大几。如电工班长秦务杰、机修班长潭然吉、铸造班长黄华兴，他们手下都有一班兵马。还有模具班的冼国祥亦是上阵叫骂，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的干将。这帮人之外则是他们的“高参”。主要有学毛著办公室主任何金铎、军工产品班长朱耀基、于维冀、黄金胜，机械车间主任黄强、徐炳虾，装配车间主任吴裕泰、木工班长劳国伦等。还有与蒋宏英、胡宝山同时分配来厂的同学刘某(忘却其名字) 和从市团委调来的刘志雄(原以工代干，调来工厂列入正式职工)。另有好些车间班组的头都是倾向他们的。

保黄派主要有两个组织。由“烂头卒”组成的“工人战斗团”，和由黄金胜、于维冀、朱耀基领导的“广州八一战斗兵团广州有线电厂分部”。后来还出了个“省直红旗广州有线电厂分部”。从保派骨干的构成可以看出，他们有着深厚的人脉资源。因为他们大都担任车间主任、班长等职务，对普通工人极有控制力、导向力。从税务局到有线电厂一个极鲜明的感觉是工厂领导的官威比基层机关领导的官威要强得多。税务局的一般工作人员有相当强的工作自主性。不但税所领导，即使是分局领导对一般干部亦有几分礼遇。而工厂就大不相同了。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生产班长都有君临之威，遑论车间主任以上。初来乍到对这种情形还真不大适应。后来明白这是由于工人，尤其是生产线上的工人文化水平低，又无技术专长，只是操纵机器的机器。这也就是为什么工厂里保领导派别的力量总是远大于反领导派的主要原因。(除非厂领导的政历真的出了大问题，或厂领导之间已分成两派，各自拉拢、操纵一派群众组织互斗。)

工厂与机关还有个重大区别，就是工厂不完全是讲理的地方。换言之，工厂里不无丛林法则。机关里保派与造派的斗争基本都限制在“文斗”层面上，而工厂则不然，保派讲不赢就想动武。因他们有厂领导作后台。或干脆说他们是领导的马前卒。他们以武力压倒造派的作法正是领导默许和鼓励的。於是这里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打不打得赢？如果有把握打得赢他们就一定会开打。反正打了有领导给他们善后。前阶段有线电厂的造派动都不敢动，相当程度上就是给保派“烂头卒”们的武力所威慑。直到我介入了有线电厂文革派别斗争，才使情况产生变化。从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到语言辩论和争吵，乃至磨拳擦掌准备打架，我都冲在第一线。於是乎我们造派也就是在这武力作后盾的情势下，才有了文字(大字报、标语) 的发言权。非但如此，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勇悍，更由于社会运动情势混沌，厂里保派不敢造次，故使声势层面上，我们造派一度占了优势。

但是，实质层面上就大相径庭了。优势永远在保派一边。

这一判定有可能受到质疑，因为许多社会上的大保派都垮台了，何言其有永久的优势？产生这一疑问系因把社会上的保派与基层单位里的保派完全等同起来。它们两者之间固然有连带关系，即社会保派一般由单位保派聚合而成。但社会上保派的垮台并不一定导致单位保派也垮台。如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那类垮台得很早的(1966年底或1967年初)，由于其与单位保派的组织结合还很浅，故其垮台对后者影响不大。只有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在1967年6、7月搞了极大动作而垮台的社会大保派，才会连带各基层单位的“百万雄师”分部也倾覆。(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后单位里的前“百万雄师”分子又翻起来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红”牌子的人。) 广州的总派是全国最老练的的社会大保派组织，它贯穿三年文革的始末，屹立不倒，直至完成其使命后寿终正寝。既然如此，广州地区的单位内保派组织就更谈不上受其不利影响了。

如果说广州的总派老练，那么广州有线电厂的保派就更是“才高八斗”。它高明绝顶之处在于它根本不加入社会上的保派组织。因为尽管广州保派(总派-东风派)一直屹立不倒，但其在舆论上亦曾处于劣势，其丑陋的保皇色彩深植人心。有线电厂的保派有信心只靠自己的力量就可搞定本厂的造派，不必借助社会外援，那又何必去加入它，以至增添自己脸上的保皇色彩，授人以柄呢？非但如此，在广州的社会造派暂且得势之时，有线电厂的保派还会设法加入进去，以鱼目混珠，取得与本单位真正的造派抗衡的政治筹码。

文革期间，虽然党团组织暂停了活动，但行政、生产系统仍照常运转，这就足以使单位内保派处于优势地位。其群众组织形式只不过是应一时之需的产物，也可说它是原社会秩序的临时表象。在表象的后面是大树盘根的行政、生产系统。即使暂停活动的党团组织亦保持其潜能。从厂到车间及至班组的垂直指挥系统一直在有效地运转着。其权威不容违抗。造派分子无论写大字报、刷大标语闹得多欢，最终还是这个系统中的螺丝钉而已。故此那位保派组织的女工可以十分自傲地说自己有大大的后台。

在明了这些后很自然就会提出保皇派行为方式的动机目的。前面剖析过参加造反派的四种缘由，那么参加保皇派所行为何呢？可以说，答案简单多了--为了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保自己既有的地位和利益，或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利益。故此，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其实可以作这样简单明了的定义：冲击既有统治秩序的为谓之造反派；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谓之保皇派。文革中、后期(1967年--1968年)，已甚少用保皇派一词，而常用保守派。然而若要更贴切些，应将其命名为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得利益派。

或许有人会说，保自己的利益有什么可指责的？造反派的行为方式最终不也可归结为利益驱动吗？因为，反黄天来无论怎么打着诸如批“资反线”之类冠冕堂皇的旗号，都遮不住隐藏在旗号后面的真实目的。

不错，无论是高叫着要保革命领导干部，或坚持批判领导执行“资反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都可归结为利益驱动。但是，别忘了利益有不同的质。首先须判定文革前的社会秩序正义与否。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是，保皇派的利益在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得来。造反派的利益则在反抗、颠覆这个基础上得来。如果你认为文革前的社会秩序是正义的、合理的，那么当然就会肯定保皇派所为，并否定造反派。反之，被肯定的就是造反派了。过往的生活经历使笔者对文革前既有的社会秩序深怀不满，故当然站在造反派的视角上。

从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会给人以“不可知论”的感觉。认同与否定文革前社会秩序的两拨人思想是没有交集的。为了弄清问题不妨落实到最直接的实际。干脆地说，保皇派之保皇低级目标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原有权力体系中的位置。车间主任、科长、班长的职位不致丧失，高级目标是为了升职。做班长的可以升到车间主任。普通工人的可以升做班长甚至更高。这一切都为此后的事实所证实。那么造反派呢？他们能有这样的企望吗？如果黄天来被革除领导职务(即所谓被打倒)，上头另派员来掌控有线电厂，他们能否就此升官任职尚在未定之数。那么，在黄晚成行动失败后，黄天来是打不倒的，此系愈来愈清晰的事实。造反者仍要坚持下去，这里除了反抗歧视和欺压的惯性；除了发泄对“座山雕”黄天来的愤懑积怨外还能有什么呢？如果说这算是一个利益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考察，这个“利益”都是正当的。

有线电厂的保派还有个十分突出的现像，就是它有些骨干并非“红”牌子。如学毛著办公室主任何金铎、军工产品班长于维冀、朱耀基，机修班长潭然吉、电工班长秦务杰等，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下力保皇呢？依共产党的政治伦理，他们是不会受重用的。这已为此后的事实所证实。1969年后陆续的论功行赏中他们都没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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