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是广州社会保皇派的主力组织，它由各单位保皇派聚合而成。尤其以广船、广氮、广重等大厂的地总分部为骨干。这些厂的地总头头和骨干都是“红牌子”，其中不少是中层干部和政工、保卫、武装干事。但是地总广州有线电厂分部则大异其趣。其主要成员有产品仓管理员梁耀华、梁芳兰(党员)、装配车间电工杜明高、材料仓管理员黄新松、供销员马某(忘却其名字) 、托儿所所长关世美。加上其它非骨干成员有二十多人。从其成员的职位座标来看就不具备保皇派的要素。根据我的观察感觉，其中真正持有社会保皇派观点的只有少数几人。如关世美(其丈夫是军区干部)、青年女工胡兴红等。地总与工革联这两个在社会上斗得势不两立的组织，其在有线电厂的分部却相安无事。非但如此，有的还成为战友，甚至还有点私交，如梁耀华。多年后梁芳兰调升到机械车间任主任，对我还颇为友善。起码比刘泽成视我为瘟神要好多了。其它即使持有明确总派社会观点的成员，也绝不在厂内与我们发生任何摩擦争执。他们甚至连总派的观点都不予表达。厂里只有我们贴的红旗派观点的标语，而不见总派观点的标语。

   地总有线电厂分部与我们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联系最密切的是梁耀华，其次是马某。但他们主要是与我们的“高参”打交道，商讨整理黄天来的材料。有几次我很想问问梁耀华，你们怎么会加入地总呢？话到嘴边又停住了。因为这样问就有个潜台词，就是你们加入错了。我不想弄得大家尴尬就作罢。后来我心里还总是嘀咕此事。我的分析是，他们这班人因工作关系或工作位置比较接近，互相较熟络，较易串连起来。又由于都对黄天来的行事作风不满，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结合。他们早在1966年底就成立工人赤卫队。那时社会上的组织还没有明显的保皇、造反分野。顺着名字他们就加入了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当然其中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如他们之中有的成员与社会上的地总骨干本来就有某种关系，便在其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一旦加入进去后，就有种无形的拉拽力使之不易公开宣布退出。这里面泼辣的关世美一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彻底粤化的满族女子关世美讲着百分之百准确的广州话。(我的广州话只能准确到百分之九十) 她是位军官太太。广州军方是支持总派的。关从她丈夫那里接受了总派观点。基于直爽的性格和自视颇高，她对厂领导一向不大买账，甚至还敢对黄天来提意见。这就引起黄天来的厌恶。关系遂由此恶化。说来黄天来与梁耀华，和黄天来与关世美这两对矛盾性质还是有所区别的。前一对是黄天来迫害无辜的梁耀华，引起梁的反击。这里有迫害和反迫害的性质。后一对是普世常见的人与人之间的争端。你很难说谁正义、谁反动。

   如果三年文革期间的群众反领导行动(即所谓造反)，主要是源于个人之间的常见争端，那就乏善可陈。然而事实是，黄天来与关世美之间的这类矛盾在文革造反中只是很次要、很支流的因素。而黄天来与梁耀华之间这类矛盾则占了主要地位。文革前十几年，尤其是五七年反右之后，单位领导的权威日炽。反某个具体领导人的行为可以上纲为反党。这种观念的形成使单位领导的行为日渐跋扈，这就造成了文革前干群关系的普遍紧张。这紧张是制度造成的。与个人因素所造成的紧张相比，它毫无疑问占了绝大比重。单位领导人以共产党政治秩序为凭藉去迫害群众的作法在1966年6、7月的“资反线”中达到高潮。尔后在10、11月乾坤来了个大翻转。毛的“批资反线”被群众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来把一向专横跋扈的单位领导推上了批判台。群众文革造反的正义性正在于此。

   回到对具体事物的探讨，地总广州有线电厂分部应归入保皇派还是造反派？如果以其隶属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就将其判定为保皇派，那真是太肤浅了。

   首先这“隶属”就值得商榷。文革期间，社会上大组织对其属下的各单位分组织其实并无约束力、指挥力。大组织的号令，分组织愿听就听，不愿听就不听。若即若离、做挂名成员可，随时退出亦可，甚至翻脸大骂都不足为奇。只有大组织的观念行动在分组织看来符合自己的想法、要求和利益，它才会去响应。

   更实质的是，考察一个组织是保皇还是造反关键是看它对原有社会秩序抱什么态度。而这社会秩序主要不体现在社会上而体现在单位内。反社会上的省委、市委不见得就是反原有社会秩序(尽管它在客观上也冲击了共产党体制)，因为社会上的反省委、市委的行动比较直接地纳入了毛泽东的政治清洗计划。社会保皇派虽然出于他们“朴素的阶级感情”保过省市委，但当他们的思想“跟上形势”后，或省市委里某些主要领导人已被毛中央点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后，他们也会转而造省市委的反。因此，若以是否反地方党委来划分造反派与保皇派将踩入混沌不清沼泽，或得出两派都是造反派的谬误结论。各基层单位的领导人则绝对在毛的清洗计划之外，而且基层单位里更具体地体现着共产党的统治秩序。故此，一般来说只有在基层单位里对领导持批判态度、冲击势态的人们才造反派。当然，偶尔有些基层单位里群众对领导的冲击带有宗派主义的成分，如互相争权夺利的书记、厂长各掌握一批群众互斗。但这在文革运动中不是主流，不能作为文革造反运动的主要评判依据，否则又误入迷途。

   地总有线电厂分部的人们基本没有参加社会上总派的各种行动，完全是个挂名成员。总派的观点思想在他们那里不起主导作用。把他们那班人黏和在一起的精神因素不是社会上的总派观点，而是反黄天来、反黄天来势力的情绪。以此衡量，地总有线电厂分部当然应归入造反派，起码其主要表征是造反，而不是保皇。

   在郊区税务局，我是一个“保皇皮、造反心”的特殊人物。真是无独有偶。广州有线电厂也出了个“保皇皮、造反心”特殊事例，但它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当年我就对工革联的成员们说：“有线电厂的地总其实是造反派。我们要跟他们友好相处，联合起来对付那帮真正的保皇派。”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对关世美等少数几位真正持有总派观点的人，我们也暂且淡化、略去社会观点的歧见，平和相处。

   我的判断在此后1968年夏季大镇压中得到验证。有线电厂的工革联(红旗派) 和有线电厂的地总(总派) 都同时被镇压。镇压行动的具体打手是由有线电厂真正的保皇派--保黄天来派变身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其番号为广州工人纠察队十九营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