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革联成立后，我和“高参”们有不同的关注点。“高参”们看重收集整理黄天来的材料，以把他从领导职位上拉下马。我则认为，既然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就应该有具体的造反行动，不要搞空名堂。在工革联分部的常委会上，我问他们几位：“有线电厂在去年批‘资反线’时你们有没有追查官办文革领导小组整群众的黑材料？”他们都说没有。我又问：“那么官办文革小组有没有主动当众销毁整群众的材料呢？”他们亦说没有。嗨！由此我真体会到工厂工人和机关职员水平的极大差别。在工厂里造反真是很难。没有人敢挑头。厂领导也洞悉工人好欺。既没有人提出，他们也就行若无事了。陈润生说：“不是不知道要追查黑材料，而是黄晚成他们把方向一下转到搞黄天来的历史问题。注意力都到那里去了。后来他们又搞砸了。黄天来的保皇派翻上来，凶得很，没有人再敢作什么了。”陈润生是北京人，讲着国语腔的广州话常令人忍俊不禁。我说：“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应搞一次追查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呢？”吴瑞卿说：“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就算有黑材料也早转移了。哪里还追查得到呢？”我说；“你讲的是事实。不过，我认为我们现在追查黑材料真正目的并不在此。正如你所说的，就算有也早就转移了。我们是要以追查黑材料这个行动，大长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保皇派的威风……”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他们几个都同意了我的动议。接着，我们再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把十六、七个骨干分子都找来商议具体作法。

   一切都商议妥当了。我们把决定传达给工革联的全体成员。1967年9月初的一个上午，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的广播器(这个广播系统全靠刘湛铭工余设置) 广播：“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的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友到总部集合！”大家预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近四十人基本到齐。陈润生作行动前的政治动员。说明我们这次行动的重大意义。接着我们排成三路纵队，从总部走出来。刘泽成高举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的大旗走在前头。我指挥大家齐唱毛主席语录歌“造反有理”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精神抖擞地向厂办公楼进发。我们全体成员按原定计划分成两拨分别进入办公楼二楼的厂人保股和学毛著办公室。我们向人保股长梁双基、学毛著办公室主任何金铎宣布我们来查抄前阶段“资反线”整群众的黑材料，要求他们打开所有文件柜让我们检查。何金铎说我这里只有学毛著的文件和一些记录，没有什么黑材料。我说那好嘛，让我们检查一下吧。何满脸不情愿地逐一打开他的柜子。我交代刘湛铭、吴瑞卿等负责这里，立即走到人保股去。以我在机关里工作过的经验预测那里会有点问题。果然，梁双基说人保股属保密单位，文件柜不能随便打开。陈润生、徐木兴等正有点不知所措。我对梁双基说：“人保属保密单位，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省委、市委等许多比你这人保股保密级别高得多的部门革命造反派都进驻了，这你应该知道吧？何况我们查的是‘资反线’整群众的黑材料。其它的我们根本不要也不看。比如纯人事档案我们就不会去碰。”梁双基怔怔地看着我，我亦直视着他继续说：“我们可以不动手，由你打开柜子，把材料拿出来，我们有能力分辨那是不是黑材料。如果你认为需要因此请示上头什么机构的话也可以，马上打请示电话吧！”梁双基稍作迟疑后终究转身去开柜门。我和陈润生等交换了一丝会心的微笑。

   清查工作大约进行了一个多钟头。没有发现“资反线”时期整群众的黑材料。这没有什么奇怪，早在意料之中。我们几个常委把情况碰头后，决定按原计划撤离。队伍在二楼走廊上集合好，然后高唱语录歌回到总部。吴瑞卿作了个简短总结，大家都返回自己的生产班组或科室继续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高潮发生在1966年11-12月。我们的追查行动落后了大半年。高潮期间某些单位、尤其是有些大专院校的追查行动表现得相当激烈。那时，由于一些多年来整惯了群众的共产党干部认为对前阶段被“揭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始终是要进行处置的。故此他们极力设法保留那些材料，进行复制和转移，以备日后之用。这情况被揭发后造反的人们极为愤怒，遂进行追查。如官方有关人员不予合作，激动的造反者就会冲入党委办公室、政治办公室、人保科、武装部等平日群众非请毋进的重地进行搜查，因为有证据说官方是把“黑材料”藏在这些地方。若有关人员不主动打开保险柜让造反者搜查，造反者就砸烂保险柜，抢走“黑材料”。这就是文革后为共产党所切齿痛恨、咒骂不休的的“打、砸、枪”中“砸、抢”。一些实际上洞悉缘由的无耻文人照着共产党的调门去咒骂，一些不了解当时真实情况的年轻一代人云亦云地去跟着谴责。可是，难道这砸不是砸得有理，这抢不是抢得有理吗？

   我们有线电厂造反派追查“黑材料”没有“砸、抢”是由于形势的发展使黄天来、梁双基早就体认到这材料留着无用，已自行处理掉了。他们表现合作。我们也不必砸抢。然而，这次行动表现出了我们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的素质和水平。我们不是那种只会吵吵嚷嚷之辈。我们有政策水平，行为有理、有利、有节。出师有名为“有理”；自己不动手坚持要梁、何二人自己打开柜子为“有节”。此事后来在厂里引发震动。保皇派的“高参”对我们不再小觑。一般群众也认识到我们的水平和能力。许多人对我们表示支持，甚至要求加入。工革联在厂里的威信得以升高。这就是此行之“有利”。

   追查“黑材料”后不久我又在常委会议上问他们：“黄天来到底受过大会批判没有？”他们说没有。这真罕见。广州之大、单位之多，象他这样于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波涛中傲然屹立的当权派确寥若晨星。我问：“去年年底批‘资反线’风潮那么猛，他都没有被批判？”徐木兴等七嘴八舌地说：大字报的批判是有的，我们都有写。只是后来黄晚成转向搞黄天来杀解放军的事。大家以为黄天来这次是死定了。看最后结局吧。他执行“资反线”都不算什么了。没想到黄晚成他们搞错了。黄天来还一下成了受诬害者。何金铎、潭然吉一下把他捧上天，说他是王铁人式的革命领导干部。这样当然就没有再受批判啦。我说：“我建议在追查‘黑材料’行动的基础上开一次批判黄天来的大会。会议内容除批判他去年夏天执行‘资反线’迫害群众外，对他其它的错误都可一并进行批判。”我的建议很快被接受了。我继续提出，这次批判会应与厂地总分部合起来做。因为地总的梁耀华是受“资反线”迫害最深的。大家也同意了，并分工去作各项准备工作。

   不久有情况反聩过来。一是有人担心黄天来拒绝出席会议怎么办？二是已有消息说黄天来的保皇党，尤其是“工人战斗团”那班人扬言要冲击我们的会场。三是厂地总分部不愿与我们联合召开会议，但他们对我们表示支持。

   我在骨干会议上对大家说：“不要担心。到时黄天来不来参加会议，我们派人去办公室请他。向他讲明道理。此事我愿挑头。由我带几个人去。虽然社会上和其它单位使用强力拉当权派来批判的情况相当多，但是我们不要那样做。因为那样会给保皇派搞暴力冲突找到借口。如果我们用语言请他，他都拒绝，不要紧，记下他一笔账，这叫对抗群众运动，以后跟他慢慢算。至于‘工人战斗团’那班家伙要来冲击会场，不要怕，我们工革联也有人，而且我还可以叫我弟弟刘国旋派一班‘广州兵团’来保卫会场。地总分部不来不要勉强。不过既然他们说支持，是否可以动员梁耀华以个人身份来？”我还对大家说：“批判会上，不要黄天来低头，更不给黄天来挂牌子、戴高帽。只要他站着发言。我们群众的批判发言也是站着的。总之整个过程绝对是文斗，千万不能有武斗的痕迹。”

   一席话说得大家原来紧绷的脸皮都放松了。我问陈润生：“陈女士(由于保黄派在写大字报攻击她时，把她称为某女士或陈女士，故后来我们都戏称她陈女士)你去联络梁耀华好吗？”她说行。

   作为一个来厂只三个月，年龄二十一、二的小青年，我的消息来源当然很少。但那些略有根基的“高参”们通过他们的人脉关系就可得到一些“情报”。他们告诉我，保皇党的策略派们已建议黄天来还是出席我们的批判大会为。“工人战斗团”那帮人听说我已请“广州兵团”来就犹豫了，而且策略派们也建议他们不要去冲会场。至于梁耀华，陈润生说他满口答应来参加批判大会。问题都解决了，我们遂具体筹备会议的召开。

   九月下旬一天，批判黄天来大会在总部举行。由于无线、航海等厂的造反派都来支援，一百多人尚能把会场基本坐满。会议由我主持。我明白其它常委的心思。会议的主持者将与黄天来结下更深的心结。而黄天来倒台的可能性并不大，他们心中的顾忌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个会议是我动议召开的，不可把这得罪人的角色推给他人。故吴瑞卿等提议由我做会议主持人，我就当仁不让了。

   我首先作简短发言。当然，那无可避免的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套话。其中主要语句是指明黄天来执行“资反线”迫害无辜群众有罪，必须深刻向群众认罪。现在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向群众作深刻检查，争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然后就是黄天来作检查。黄天来拿着一本笔记簿边看边讲。开头一段是讲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仿佛他不是在接受批判，而是在作报告。接着他讲自己多年来如何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简直是在给自己表功。最后他话锋一转，说自己由于水平有限，工作中各种缺点错误很多。愿意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深刻检查。他的讲话就此突然中止了。

   我们都十分愕然。这倒是我们都不曾预料到的。黄天来虽然来了，但根本不作检查，其态度之傲慢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如果是在1966年底的批“资反线”高潮中，恐怕会有许多人冲上台来按他的头了。我想起税务局的李初寿，曾经是那么的骄横。但在批“资反线”的怒涛中都萎蔫得象棵枯草，讲话的声音低得象蚊子。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此时，1967年9月，毛已有新的指示。说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黄天来有把握自己倒不了，更何况自己还拥有那么一大班保卫者。他的确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之所以还是来参加会议，正如我原来估计的那样，是为不给我们留下话柄而已。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即对黄天来大声说：“既然你不接受革命群众给你作深刻检查，取得群众谅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机会，就靠边站去吧！现在由革命群众起来对你进行揭发批判。”这一临时应变的决定化解了一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