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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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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自己的经历体认发动维权斗争的空前壮举及其他
·“十年动荡”社会状况之列表概述
·柏林大会上与我有关的一些情况--不得不作的澄清
·我的心理状态与茉莉的心理状态以及其他
·一个积极面对生活的家庭 (访欧散记之一)
·王先生的肺腑之言与张小姐的慷慨陈词(访欧散记之二)
·准流浪汉看到荷兰洋妞诡谲的目光(访欧散记之三)
·自行车文化蕴涵的社会生态(访欧散记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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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访欧散记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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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缄默失语
·三、文革之解析
·四、共产党否定的是哪个文革?
·五、对负面评价人民文革的几点商榷
·六、正面评价人民文革的意义
·洛杉矶演讲会上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言
·历史不可变造、公理岂容践踏(修订稿)
·冷兵器交战的追杀效应与文革一代的集体噤声
·中国人心变坏过程之探究
·请面对事实,请积德--致某网名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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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果仁、黄永新等到杨先生女儿的判案--我对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深度质疑
·摒除体制内伪文革史、澄清体制外偏颇观点,重建真实的文革史--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上的书面发言
·一、共产党御用文人伪文革史之针砭
·二、体制外偏颇观点之澄清
·三、“人民文革” 命名质疑之解释
·过入境关的思虑与对策--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
·民间电台里的声波和见闻--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二)
·华叔和林昭寰意见的分歧以及我的见解--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三)
·与“长毛” 同台作街头演讲--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之四)
·拜访刘慧卿-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五)
·从“革马盟” 到“社会民主连线”-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之六)
·空手而归与满载而归--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七)
·中国社会民主党给海内外同胞的新年献词
·敦促中国共产党给予“右派分子”及其家属赔偿书
·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的现状及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一、不同的领导人面对不同的世界
·二、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新的统治术
·(一)、放松浅层自由;扼制深层自由
·(二)、收缩专政防线、扩大政治基础、强化镇压手段
·(三)、收买精英阶层、制造表象繁荣、煽动民族狂热情绪
·三、共产党政权的绝症--贪腐
·(一)、反贪更贪的怪圈
·(二)、中共官僚的“合法”贪污
·(二)、中共官僚的“合法”贪污
·(三)、中共官僚的变相贪腐与异常心态
·(四)、共产党官僚贪腐的最高段位
·四、共产党上层的僵化与中下层的黑社会暴力化
·五、极度分裂的社会
·六、社会民主主义者任重道远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财务工作报告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坚定清醒的意识、务实审慎地工作--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组织发展工作报告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优秀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王小宁先生致敬的决议
·中国社会民主党致杨建利博士的慰问、致敬信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访问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纪要
·希望薛伟先生对民运的批评恰如其分些就“民运队伍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文的商榷
·就国内秘密党部三名领导人来港参加会见一事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与欧洲社会党联盟代表团会谈报告
·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脉络之简述
·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十问简答之一)
·社会民主主义由谁创立(十问简答之二)
·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源流有哪些(十问简答之二)
·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于怎样的历史背景(十问简答之四)
·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怎样的区别(十问简答之五)
·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怎样(十问简答之六)
·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吗(十问简答之七)
·社会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何异同(十问简答之八)
·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有怎样的区别(十问简答之九)
·社会民主主义适合当今中国社会吗(十问简答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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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与奥运--国内秘密党员四封来信及刘国凯的回复
·从纽约州长斯必策辞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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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对王千源的围攻类似哪种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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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有线电厂八一战斗兵团的一场辩论会

   查抄“黑材料”和批判黄天来这两个行动都是出自我的动议,这情况当然会为保皇党们所获知,他们对我的憎恶是可想而知的。不久厂里传出一股风言说,刘国凯在税务局时是个保皇派。到有线电厂来了混充造反派。他专门搞乱档。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明明是造反派,他不与八一战斗兵团联合,却与有线电厂的地总勾勾搭搭。有线电厂的工革联应该把他清除出去。我明白这风言的传出说明对方已派人到郊区税务局收集我以往的情况了。这估计不久得到证实。有次在厂道上迎面碰到何金铎。他竟主动向我打个招呼,还摆了点笑容,驻足下来对我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了,你在税务局时表现不错嘛,家庭出身也好,怎么跟刘湛铭他们那些专门捣乱的坏人在一起呢?……”我一听就截住他的话头说:“以后有时间再聊吧,车间里正有事哩。”

   何金铎的话使我明白他们只作了有限了解。那时共产党的政治运作暂时失序。他们没有看到我的档案,还以为我这个外省仔是干部子弟。我把这情况在常委会上讲了。我说:“看来他们已感到正面打不垮我们,所以使出分化瓦解的伎俩。我们该怎么回击他们?”我并把自己在税务局的情况作了简扼介绍。我隐约感到,保皇党们的这一风言似乎起了相反作用。徐木兴他们绝不介意我曾作过“保皇派”。他们担心的倒是我过去会不会是个政治背景和行为有问题的人。他们亦问问我的家庭情况。我简单地说,父亲在省外贸局工作,是个行政十七级的中层干部。他们说;“哦,那比黄天来还高一级。”在知晓了这些情况后,他们感到不怕被保皇派抓辫子了,解除了有线电厂工革联被阶级敌人控制了的顾虑。由我来做常委会里的灵魂他们就放心些了。说来也好笑。他们那班三十几岁的“高参”在实际行动是都是在听我这个二十一、二岁的毛头小子的指挥。保皇党骂我是“搅屎棍”倒也不假。

   1967年9月是广州造反派最辉煌的日子。七月中旬保皇派挑起的武斗,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以总派的武装势力基本退出广州市区而告基本结束。在中共高层的权力博弈中,领会毛中央意图的广州军方没有象武汉军方那样全力支持保皇派。这虽使广州的保皇派没能在武斗中取胜,但实际上却救了它,使之避免重蹈武汉保皇派“百万雄师”的覆辙。非但如此,广州军方还承认了三月间的镇反是错误的,准备正式给“广州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广州造反派的舆论优势至此达到顶点。在那个日子里所有的广州人都不会预想到十个月之后广州造反派会被彻底镇压。人们都认为在今后重组的社会权力机构中造反派(红旗派)总能有一席之地。造反派的能量依其组织系统从社会往各个单位延伸,这意味着各单位里的造反派亦将获得类似的政治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们心绪很不安宁。因为能顺理成章地承接社会造反派声誉的是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而他们则完全不能从红旗派的社会优势中分得一片云彩。有线电厂保皇党的“高参”们还是有所作为的。他们思量权衡一番后,把八一战斗兵团的旗号又打出来。在厂区里贴上几条欢呼广州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标语。

   这个情况被我们工革联注意到了。

   吴瑞卿说:“看吧,他们要下山摘桃子了。”

   陈润生说:“在红旗派的困难时期,他们从来没吭一句声,现在倒好意思出来欢呼。”

   刘湛铭说:“还不止是没吭声,三月间,他们上交了不少揭发了八一战斗兵团的材料哩。”

   我对大家分析说:“那帮家伙在年初成立‘八一战斗兵团’绝对不是为了革命造反。他们是以自己有复员转业军人的身份,可拿出来亮一亮,高人一等。没想到在复杂的社会情况下,广州‘八一战斗兵团’被广州军区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於是他们就赶快退出,并进行所谓揭发。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累。没想到‘八一战斗兵团’会有平反的这一天。现在他们又厚颜无耻地打起‘八一战斗兵团’的旗帜往自己脸上贴金,这实在是太无耻了。不能让他们鱼目混珠,一定要戳穿他们的真面目。”

   於是在下班后,我们一班“烂头卒”在厂里刷出了许多标语:“广州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是假造反真保皇的典型”、“警惕政治扒手下山摘桃子”。

   以朱耀基、于维冀为首的八一战斗兵团不同于以秦务杰、潭然吉为首的“工人战斗团”。他们是还能写点短文章的。他们贴出大字报。指责我们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挑动革命造反派内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保皇派”等等。我们见状立即写大字报反驳。事情迅速闹大。无线电局工革联总部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会跟厂里的八一战斗兵团闹矛盾?八一战斗兵团可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呀?朱耀基、于维冀他们更是一状告到广州八一战斗兵团总部。说我们如何如何。不久,我们接到市工革联和八一战斗兵团的联合通知。请有线电厂双方派代表到八一战斗兵团总部会谈。

   十月初的一天。我们工革联派出三名代表:我、刘湛铭、黄自汉。对方派出三名代表:于维冀、黄金胜、戴浩然。一位广州八一战斗兵团的副头头(忘却其姓名)在其总部里接待了我们。他先说了一通革命造反派要搞好团结的大道理,然后说现在正在筹办八一战斗兵团正式平反的仪式,的确很忙。你们慢慢谈,双方应把心结解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留下一位助手参加你们的会议,有什么情况他会向总部汇报的。”说毕就离开了。

   这个所谓的会谈没讲两句就变成了辩论。黄金胜首先发难,指责我们把他们打成保皇派。他说:“全广州谁不知道八一战斗兵团是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是保皇派?”

   我说:“对!广州八一战斗兵团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但你们不是!”

   “为什么我们不是?我们广州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难道不是广州八一战斗兵团的一个分部吗?”戴浩然反驳我。

   我把脸转向他,冷笑一声说:“按照你的逻辑,广州八一战斗兵团总部所属的各分部都跟总部一样是革命造反派。那好,我问你,今年三月间广州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时,怎么你们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又不是反革命组织呢?”看到戴浩然语塞我便继续说:“这说明作为整体的广州八一战斗兵团与某个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不能划上等号。”

   戴浩然说:“说我们保皇完全是诬蔑。我们保什么皇了?我们不也在批三家村、四家店,批刘、邓、陶吗?”

   “这些死老虎谁都会打。照你这么说,根本就没有保皇派了。武汉的‘百万雄师’、广州的‘地总’也批刘、邓、陶。”黄自汉反驳他说。

   于维冀在旁边慢声慢气地说:“这么说你们也认为‘地总’是保守派了。可是你们工革联跟厂里的‘地总’打得火热啊!”

   我接着他的话头说:“这又回复到如何判定一个群众组织是造反还是保皇,以及社会大组织和各单位分组织不能绝对划等号的问题了。社会上的‘地总’当然是保字号组织,各单位的‘地总’大多也是,但并不绝对。由于现在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忠於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批刘、邓、陶,所以判断一个群众组织是革命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须看它在本单位里是否真正批‘资反线’,是否对单位领导真正进行过揭发批判。广州有线电厂‘地总’的一些群众曾深受‘资反线’迫害,他们批‘资反线’和揭批单位领导的各种错误都很积极,他们当然就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造反派。我们工革联跟他们有所合作很正常。”

   “我们明白你们与‘地总’搞在一起不出奇。你刘国凯从前在税务局时不就是参加‘郊贫联’的吗?”于维冀面带讥讽地说。

   终於打到我身边来了。事情必须摊开来讲,让他们没有什么稻草可捞。我说:“我没有参加什么‘郊贫联’。我离开税务局后,我所属的那个小组织有没有去参加‘郊贫联’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们的是,我在税务局时是被群众看成保皇派的。那是因为在去年六、七月间,我在执行‘资反线’的局领导的指使下围攻过群众。我对此深感内疚。在继续观察到许多情况后,我的立场转到革命造反派方面来了。可是有线电厂的一些人如何呢?去年六、七月间他们在黄天来的指使下围攻过群众。这跟那时的我很相象。但大不相同的是,他们没有一点内疚,也不真正去批判‘资反线’更不批判当权派黄天来的各种错误。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早就大叫‘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保定了,‘吹胀!’……”

   “革命干部为什么不应保?”于维冀打断我的话说:“文化革命并不是打倒一切干部的运动。前不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已英明地指出,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号召革命造反派支持他们站出来。你们自称为革命造反派,却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做。”

   我立即反驳他:“不错,毛主席是有这个指示。但请你去查一查,这个指示是什么时候下的?是上个月,九月份。对不?可是你们叫嚷要保定黄天来是什么时候?是年初。那时毛主席的号召是批‘资反线’和夺‘走资派’的权。经过半年多运动的发展,许多领导干部在接受群众批判后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毛主席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指示。可是你们早就对黄天来不揭就保,不批就保,这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黄金胜说:“黄天来怎么没有被揭发过?他还被打倒过哩。有人揭发他杀过解放军。但经核查那不是事实。所以打了半天打不倒。”

   刘湛铭反驳他说:“黄天来没有杀过解放军不等于他没有其它错误。”

   “对!”我接着刘湛铭的话头说:“你们凭什么那么快就断定黄天来一定是革命领导干部呢?黄天来没有历史问题不见得现在也没有错误。比如他对把梁耀华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错误作法就一直没有作过深刻检查,没有向梁耀华陪礼道歉。”

   戴浩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人们认识的提高会有一个过程。任何人都不可以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总以为自己最革命,把别人打成保皇。”

   黄金胜接着说:“我们广州有线电厂八一战斗兵团的成员都是转业复员军人。我们在革命大熔炉里锻炼过。我们最忠于党、忠於毛主席,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象其它有些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什么人都收,搞得成分很复杂……”

   于维冀感到黄金胜的话说漏了嘴,马上出来截住他的话头,并把话题扯开去说:“刚才刘国凯说我们对黄天来不揭、不批就保,那不是事实。其实我们……”

   “对不起,我想打断你一下。”终於逮到直接抨击他们的机会,我岂会让于维冀顾左右而言他地地滑过去,遂转向对黄金胜说:“你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广州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是很纯粹的,其它单位的则吸收了其它成分的人。这在今年三月广州警备区取缔广州八一战斗兵团的布告中都有讲。有可能,如果全广州所有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都象你们有线电厂的这么纯粹,那就不会被警备区打成反革命组织了。而且,还有个情况是,你们,广州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曾经向警备区递过材料,揭发其它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吸收了许多成分不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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