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月初到十月十三号之前的一个多月里，是我们广州有线电厂工革联最辉煌的日子。从查抄黑材料到批判黄天来，再到贴出辩论会纪要，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厂里的声势愈来愈高。再加上社会上红旗派的巅峰状态，人们都在暗中揣测，这班本无根基的家伙是否真能成点气候呢？确实，当时谁都不曾料到造反派将被彻底镇压。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有线电厂红旗派的兴衰当然会与社会上的红旗派同步。但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使有线电厂工革联的辉煌期竟是那样的短暂，使之较社会红旗派先期进入了衰微状态。这个特殊原因就是有线电厂的“10.13火案”。

   1967年10月13号晚上，我和刘湛铭、刘泽成、黄自汉、李胡英、申永康等在写大字报和标语。自“辩论会纪要”贴出后，我们的威信陡增。不少群众都向我们靠拢。这亦大大激励了我们。无论是“烂头卒”还是“高参”精神都处于亢奋状态。我们一班“烂头卒”下了班后经常不回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篮球，再就是写大字报、标语。闹腾到半夜便睡在总部里。厂里的舆论是我们的天下。

   10月13号晚上十一点多钟，我贴完了一组标语往总部走去。突然听到左上方有如一块大布被风吹起的巨大劈劈拍拍声，不由得抬头看看。这不看犹可，一看就震惊得如五雷轰顶。原来是大束的火头从装配车间三楼窗户窜出。那巨大的声音其实是火束被风吹动的声音。我愣了一、两秒钟，请醒过来立即往回跑去通知刘湛铭他们。边跑边狂呼：“火烛(粤语，失火之意)呀！火烛呀！快来救火呀。”刘湛铭他们闻声赶来急切地问哪里火烛？哪里火烛？我喘着粗气对他们说：“装配车间三楼。”并转身带着他们向装配大楼跑去。青年人的正义冲动以及文革前欧阳海、刘英俊的事迹熏陶，使我们都有一种要作救火英雄的潜意识。我们不顾一切地向装配大楼冲去。冲到上三楼的楼梯一看，三楼里面已是一片火海，根本进不去了。火舌夹着浓烟从门洞里扑出来。火熨人、烟呛人。刘湛铭说：“三楼是完了，保住二楼吧。”他一脚踢开二楼锁着的门，冲进去把三楼落到二楼窗台上的着火物推到地上。有的窗户一时打不开，而着火物烧得厉害，情急之下，刘湛铭用拳头把窗玻璃打烂。手被烂玻璃刺伤，鲜血直流。我们都学着他那样去保二楼。这时救火车也到了，附近许多单位的员工亦都自动前来救火。火是被扑灭了，但三楼也被烧完了。

   已是下半夜三、四点钟了。救火车和救火的人群都散去。我们亦疲惫不堪地回到总部。这时住在厂附近的“高参”严英达到总部来问我们是怎么个情况。我把全过程对他说了。他听后沉吟半响，叹了口气说：“我们工革联正在兴旺，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有啊，政治陷害，难说啊！”

   严英达走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厂里失火当然非常糟糕。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这又怎么会扯上我们工革联兴旺不兴旺呢？政治陷害？更没有可能。我们应该是救火英雄啊！火虽然没有救息，三楼虽然烧光了，但我们是见危险就冲上去的！刘湛铭的手流了许多血，几层纱布都红透了。然而，此后事态的发展确如严英达所料，我们还是太年轻了，总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对世事的险恶缺乏预见。

   第二天回厂上班的职工见到火灾后的情景，其惊愕之状可想而知。从10月14号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厂员工再也没有人关心厂里两派之间的争执曲折了。人们都在猜测、在议论、在思量。怎么会失火的？是自燃失火还是责任事故？抑或有人蓄意放火？如果是放火？那是谁？他或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未几，一股流言在厂里不胫而走：很可能是工革联那班家伙放火。那天晚上就他们几个人在厂里，只有他们才有作案的机会。许多前不久还向我们投以微笑的工人，现在变得陌生了。我们身后往往有怀疑的眼光和小声的议论。后来那流言愈来愈有鼻子有眼了。说具体的纵火者是刘湛铭。因为他是电工。会使用短路或其它什么办法纵火。我们听到这些议论真是愤怒万分，但又无法进行驳斥反击。就象在与一个影子搏斗，拳头都不知往哪儿打。

   在全厂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上，厂临时生产指挥部成员、原工会主席刘自联以十分沉痛的表情讲述此次火灾给工厂带来的巨大损失。他甚至流下了眼泪。职工们的心情都很沉重。黄天来则更是号召全厂职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进一步的破坏行动。他蛊惑人心地说：“人家已经给我们来了一把火，会不会再来一把呀？很难说！”在那个时候，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尚未正式官复原职之时，黄天来仍有这样的发言权亦属杰出。会后厂里议论更多、更险恶。如：“对黄天来有意见也不应放火，不应跟国家财产过不去呀！”“什么造反派？放火也叫造反？”“他们那班家伙立心就是要把有线电厂搞残的呀。”我们听了气得几乎发昏。在人言可畏的巨大压力下，“高参”中竟有人悄悄问我是不是真的？我气得一拍桌子：“那是陷害！那是诬蔑！”

   由于那时共产党被文化革命冲乱了的的统治秩序还未正式恢复，所有矛头指向我们的议论都只停留于语言层面上，不能付诸进一步行动。直到1968年夏季大镇压造反派被彻底摧毁后，广州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共产党统治秩序得以重建。1969年以驻厂军代表为首，全厂掀起查破10.13火案的高潮。锁定原工革联造反派是纵火嫌疑人。我由于刚进厂四个月，连装配大楼的三楼都没有去过，故没列入主要怀疑名单。最后查来查去，怀疑焦点落在工革联成员何忠祥的身上。工作组把他关进“牛栏”，日夜突击审讯，恐吓和殴打交替进行。何忠祥承受不了，遂借上厕所的机会喝放在厕所里的硫酸自杀。服毒后的剧痛使他痛得在地上打滚惨叫。看守人员发现后将他送往医院急救。命是保住了，但胃穿了孔。以后都要插管进食。一个原来十分健壮的男子汉从此身体成了一只破船。

   10.13火案的查破行动就此终止了。它成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迷。这么多年来，我时时回忆起那使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的10.13火案。它究竟是过失之故还是蓄意纵火呢？装配车间最易引起火灾的是电烙铁。听说公安局的查案人员也来厂作过许多试验。认为过失失火的可能性很少。故他们认定是人为纵火。而纵火者当然就被认定在对厂领导怀有不满的造反派中了。这个结论由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导出。我，当然决然肯定我们工革联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纵火。但如果真的是人为纵火的话，那一定是保皇派所为。因为10.13火案的发生对黄天来、对保皇派太有利了。火案之前，我们工革联真是气势如虹。尽管从全局来看，有线电厂的红旗派终究会与全市、全省的红旗派一样，逃不脱1968年8月被彻底镇压的命运。但在1967年10月红旗派还在辉煌之中。如沿着那时的势头发展，有线电厂那班工革联的平头百姓将能与黄天来的保皇势力分庭抗礼。这是其绝不愿意见到的。於是搞一场火案，利用保皇派们的行政优势，和当晚只有工革联成员在厂里的表面事实把纵火的罪名扣在工革联身上，是挫折其锐气和发展势头的极好办法。一句话：这场火对保皇派大大有利，对我们造反派极为不利。从利害归属的动机论去推论，当然是他们保皇派纵火。

   可是，我还是不认为保皇派会纵火。因为那太阴森、太狠毒了。我相信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们也做不出如此丧心病狂的勾当。我认为那一定是一场责任事故，或系我们永远不能了解到的某个特殊原因失火。这场倒霉的、可恨的大火不但烧掉了几十万元社会财产，也烧掉了我们工革联的如虹气势。

   然而，尽管我认为保黄派不致恶毒到放火的地步，但我却认定何忠祥自杀是军代表主导的专案组(由前保派分子组成)精心策划的极其阴险的圈套。何忠祥被关入“牛栏”后本来监视极严，但在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暴力审讯后，怎么会放松警戒，让他自己去厕所？而又那么巧在厕所里有硫酸？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呢？据了解情况的人说，那里从来不放硫酸。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有人想促使何忠祥自杀。他自杀就是“畏罪自杀”。案就可以算破了。不但何忠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而且可藉此说明工革联造反派的恶劣素质。但是，如此丧尽天良的毒计不可多人参与。不洞悉内情的看守人员发现痛得在地上打滚惨叫的何忠祥就把他送到医院。让他捡回一命。其结果是，不再追查“纵火犯”，也不追查怎么让何忠祥拿到硫酸的。

   1968夏季大镇压后，有线电厂的造反派跟全市、全省的造反派一样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溃散了。10.13火案的十字架全由何忠祥一人承担。那十字架何等沉重。压垮了何忠祥、也压垮了他的家庭。八十年代，梁绍堂病逝；刘湛铭默默地做他的电工；刘生桓在职称上一直被厂方刁难作梗，郁郁不乐；早就调走的陈润生作了律师；我在同时就读电大中文和业大机械；而洗面革心，重辟人生蹊径的刘泽成、吴瑞卿则入党当了车间主任……。人人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再去关心帮助不幸的何忠祥。何忠祥孤独地承担着所有的苦难。如果他没有参加文革造反，这些苦难都不会找上他。他可以象千千万万普通人那样过上清贫但平稳的生活。我觉得是我间接地害了他。如果我不从税务局到有线电厂，有线电厂的工革联就不会成立，何忠祥也就不会成为工革联一分子。由是，即使发生了10.13火案，冤案也不会找上他。但历史已不可更改。何忠祥陷入了这场阴森刻度的冤狱。而正是何忠祥以豁出自己的生命作抗议，才换来了迫害狂的收敛，使其他人免受于难。我们都应感谢他。行文至此，想想现今大约已年逾古稀的何忠祥是否还健在，真是不胜唏嘘。他留给我的最后记忆是在厂医务室。他苍白瘦弱，已办了病退。

   何忠祥，你现在好吗？我真挂念你。过去我在苦苦挣扎中没有关心过你，没有帮助过你，请你原谅！现在我有点能力了。我真想能见到你或你的家属。以我的经济能力给你们以实际的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