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旗派兴衰二次曲线的极大值顶点在1967年10月，此后就下滑了。1967年10月下旬，毛中央发布了群众组织大联合的指示。它一改过往说法。不再提保守派、造反派，而将各地对立的两派组织都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造反派的提法被抛弃。甚至革命造反派都不再行时，而代之最时髦的政治名词：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都是。大家一样高矮，谁都甭想比别人高一头。这个理论明显是针对造反派的。因为从年初至今经过艰难卓绝奋战的红旗派，终究在社会上赢得了总派无可比拟的舆论优势。客观事实是即使总派不至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倾覆，也的确要比红旗派低好几头。但是，而今毛的新理论颁布，意味着红旗派好不容易争来的舆论优势即将消失。

   10.13火案造成的阵痛和震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淡。诬陷性的流言终因暂无力把我们打入地狱而不得不暂时收场。但是，工革联的组织再也没有发展的空间了。本来九月份的造反行动；十月份的辩论获胜都使许多群众向我们工革联靠拢，组织的大发展在即。可是一场大火使本要作出抉择的群众望而止步了。几个月围绕着火案的沸沸扬扬下来我们也失去了当初的锐气。厂区再没有我们新的大字报和标语了。只是，我们的组织仍然存在。我们该继续怎么做呢？

   在厂里的空窗期中，我得以有时间精力去了解社会情况，并认真地进行思索。前一段时间既要上班做工又要支撑厂里的造反运动已弄得筋疲力尽无暇他顾了。(这是我行为方式的特点--从不谋求脱离本职工作去从事社会活动。如七九民运期间，我在广州撑起了一个局面，但同时在厂里出满勤。到纽约后积极参与海外民运，但一直都保持着工作记录。)

   1968年2月广东省、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在那锣鼓喧天后面我感受到造反派的危机。革委会以军人作头这无可置疑，(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省革委会主任) 但是八名副主任中，军人竟占了四名。另有两名地方干部、两名群众组织代表，(总派与红旗派各一) 。文化革命搞了一通，在这新生红色政权中群众代表如此之少，真是始料不及的。广州市革委会的情况更糟。广州警备区司令黄荣海做主任自当无疑，但是五名副主任中的两名群众组织代表全被总派拿去。一名是“地总”成员，一名是“郊贫联”成员。在省革委会中红旗派与总派表面上还打个平手，而在市革委会中就明显处于下风了。

   伴随着省、市革委会的成立是红旗派群众的涣散。去年八、九、十月那种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气慨消淡了。市区里大字报、标语减少了。群众中普遍弥漫着一种失望的情绪：省、市革委会中我们红旗派的力量如此单薄，怎能保障今后不被报复清算？

   就在红旗派群众的疑惑忐忑之中，省、市革委会步步紧逼了。它发动了强大的宣称攻势，要求所有群众组织都“铲平山头”。它说革命群众应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大联合，应解散自己的派性组织。如果坚持不铲山头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还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红旗派并不顺从就范，它讲出了更重的、语带威胁的话：“敌人利用派性、派性保护敌人。”

   在这新的形势下，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保黄派兴致勃勃满面春风。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就是宣布解散他们的组织，响应毛的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大联合的号召。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干劲，在厂里刷出了许多标语。诸如“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行大联合”之类。他们的组织是什么呢？除没有与社会挂钩的“工人战斗团”外，还有就是于维冀、黄金胜等的“八一战斗兵团”，和前几个月才冒出的由军工车间工人刘自雄和技术科的刘姓技术员(与胡宝山、蒋宏英同时分配来有线电厂的)等保黄分子组成的“省直红旗有线电厂分部”。

   保黄派本来就是有组织的，那就是党的组织--党总支到各车间支部；行政组织--从厂长到车间主任、生产班长；另外还有附加组织--工会、共青团、民兵、妇联等。在文化革命时期，党、团、工会等暂停运作，但其潜在的伦理关系依然存在。至于行政系统--工厂里的可以表述为生产系统--它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这些都使保派们仍然生活在原有的伦理秩序中。一向以来他们在这秩序处于一定的位置，分配着相应的荣誉和利益。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尽管此时那伦理秩序部分被打破，但重建是必然的。他们应该为这重建出力，并在重建中得到好处。文化革命中保皇派成立组织并非要以此自外于原有社会伦理秩序，而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种用以跟要打破原有社会伦理秩序的造反派抗衡的手段；是曲线救原有社会伦理秩序的方法。换言之，他们的组织纯粹是作为造反派的对立物出现。或曰，他们的组织只是原有社会伦理秩序的临时变身。

   秦务杰、潭然吉、黄华兴、冼国祥、李文祝为骨干的“工人战斗团”纯粹是黄天来厂内的打手卫队。与社会组织没有瓜葛。于、黄等的“八一战斗兵团”前已作叙述。至于后来那个“省直红旗”的冒出则说明了有线电厂保黄派的老练成熟。为了更有效地与厂内真正的造反派抗衡，在这红旗派声威正炽之时，他们不选择加入总派，而加入红旗派。是要利用红旗派的社会声威来加强自身的政治份量，并给人以有线电厂的派别斗争是红旗派内斗的假象，以从另一个角度制衡真正的红旗派。这种现像并不个别。在1967年金秋之季不少机关单位的保皇派都使出过这个伎俩。然而无论是独立的“工人战斗团”，还是变色龙假“八一”，抑或临时投机应运的“省直红旗”有线厂分部都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组织。如果一旦他们意识到取消他们的组织将有利于敉平造反派的话，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解散他们的临时组织，而回到自己在原有的正式组织--共产党的社会伦理序列中去。

   造反派则大不相同了。就其主流而言，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物。他们存在的份量在于他们有一个自外于原有社会伦理秩序的组织。他们权益的获得和保障在于对原有社会伦理秩序有所变造。他们单个人绝对没有这个变造能力。只有保持一个组织才具备提出变造要求的筹码。没有了组织，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人。单根筷子一下就被折断了，有了组织他们就有了一种依托感、力量感。尽管这依托是虚幻的、力量是脆弱的，但他们仍然会十分在乎自己的组织。

   在省、市革委会官方舆论的压力下，尤其在本厂保黄派敲锣打鼓宣称“铲山头”大动作的映称下，我们工革联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所有愿意与会的工革联成员都可参加。会上严英达等人提出铲山头是大势所趋，迟早都得铲，还是铲了算了吧。徐木兴、吴瑞卿含含糊胡、不置可否。

   陈润生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大家好好考虑清楚，不必急于作决定。照我看现在一下就解散组织是不是太仓促了点。”

   刘湛铭干脆地说：“铲什么铲？不铲！”

   严英达说：“你不铲，别人已经铲了，怎么办？”

   刘泽成说：“睬他都傻！(粤语，意思是：只有傻瓜才去理睬他。)他们铲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铲？”

   “现在的形势是毛主席发出了大联合的号召，不铲不好交代。”又有人附和严英达的看法。

   我说：“毛主席的话我们当然要听。山头总是要铲的。问题是不是现在马上就要铲？毛主席说的是大联合呀，没说现在一定要解散所有群众组织。铲山头是省、市革委会提出的。省、市革委会是新生红色政权，我们当然要支持。但是毛主席的话才是最高指示。我表态，如果是毛主席说现在就要铲山头，那我马上照办。否则，看看再说。现在省、市革委会中有人说得好听，一碗水端平，其实平个屁。市革委会中两名副主任都是总派的，我们红旗派一个都没有，这公平吗？”我愈讲愈来气，索性大骂起来：“他妈的！省、市革委会中就是混有支保的家伙。去年八、九月我们红旗派声势大，中央又批评了他们，他们就好了点。现在又来了。处处压我们旗派，袒护总派。保皇派们当然不在乎铲他们的山头。整间厂都是他们的。厂长、中层干部、带长字号的、领导红人一大班。可是我们呢？我们铲了山头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何况有线电厂连革委会的筹委会都没成立。我们现在就把组织解散了，那以后成立厂革委会时我们还能争到一个代表的名额吗？……”这是我在工革联会议上发言最长的一次。我激烈激昂地讲完后，没有人反驳了。於是事情就定下来。不铲。会后陈润生望着我笑了笑。我心里则在说：“你们这些‘高参’，都是胆小鬼。”

   山头是没有铲，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我心里其实也很茫然。没有写大字报、贴标语的种种杂务，我得以腾出一些时间去收集社会上许多传单、小报来看。心里一路看一路思索。自己提出许多问题自己去寻求答案。首先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的答案是毛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很不满，要搞掉他们。不满些什么呢？毛说他们搞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但是根据那两、三年我在农村跑的直觉就知晓农民其实是喜欢三自一包的。生产队排工，农民拖拖拉拉的样子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就想，如果他们是自己有块田就不会这个样子了。当然除了这些具体治国措施的矛盾外，还有个人间的嫌恶。红卫兵小报上都有了。毛说在他发言时，刘少奇竟打断他的话，另长篇大论地讲上一通，一点都不给毛面子。毛还说邓小平小个子，人很聪明，但每次开会都坐得离我远远的，九年来不向我汇报工作。最糟糕的是那次中央开会，邓说主席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建议毛不必参加会议了。结果毛说。你们两个，一个打断我，不让我讲话，一个建议我不要参加会议。安的什么心？根据红卫兵小报的这些报道我估计毛发觉刘、邓要架空他。这还了得？所以毛要干掉他们及其在中央及各地的亲信。对毛发动文革的这个原因我无所谓。虽然刘的三自一包比毛的人民公社、大饭堂要好，但刘少奇、邓小平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们的“资反线”第二次反右害了多少人。毛要搞他们，搞去吧！

   但是还有个问题，毛要干掉这班人，其实凭他的威望在党内高层搞搞就行了，何必在全国舞出这么个大头佛来？这个疑问在1967年9月得到了解答。毛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我对毛这番话很推崇。心想毛泽东还是英明的。虽然深居中南海，还是了解外面的情况。这样，我就估计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个原因，就是要同时整整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消消气。如果说对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原因我无所谓，那么对这第二个原因我是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