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问题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冲击领导干部，群众是消了些气，但干部却又鼓了一肚子气。如果他们重新大权在握难保不对群众打击报复。毛批评了干部，但后来又说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话看来是要让他们绝大多数包括有线电厂的黄天来都官复原职了。这样一来群众不是没有保障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看到一份名叫<八. 五公社>的小报。上面登载一篇题为“激战前的沉寂--论目前广州时局的若干问题”。里面说：“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中，在保守势力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所谓‘铲平山头’、‘无条件大联合’实际上是以和平的方式，以蚕食的政治手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守的社会势力向革命的造反势力；走资派向革命派垂死挣扎性的反扑。这是广州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形式。”我一看，不由得心里大呼：讲得太好了！<八.五公社>还说：“有些单位党委活跃起来了。什么政治处、人事处、保卫科、生产临指的整套旧体系原封不动地开始起动了。”“造反派正在往丧权的路上走，向政治上、组织上瓦解的趋势发展。”我在有线电厂切身体会到这些情况。我见到人保科长梁双基近期特别活跃，到处和保黄分子们谈笑风生，与前段时期的龟缩蜇伏判若两人。

   但是，我在对<八.五公社>的这些文章叫好之余，又总有点意犹未足之感。就是它虽然揭示了许多实际情况，号召红旗战士不要解散自己的组织，却并没有讲造反派应该怎样做才不至遭到清算报复。后来我在另一份名叫<粤海风暴>的小报上看到另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编者按说是供批判的。因为文章已被中央定为大毒草，作者也被定为反革命抓进了监狱。这篇文章不看则已，一看犹如当头炸了一声巨雷闪电。首先，文章断言中国已出现了由90%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接着文章说1967年3月以后的“三结合”无异把在“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又重新扶上台，并揭露再后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是改良主义的产物。作者最后提出的药方是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民选行政长官。不是单个的罢官换人，而是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我激动万分，对！就是应该这样做。而且我心里还加以补充，不是90%，而是100%。不仅是高干，而是全部领导干部，从中央到税务局的所长和工厂的厂长，都是红色资本家阶级。都应被推翻。谁有资格来当各级、各单位的领导，让群众来选吧。

   当然，我的这一看法是粗糙的，因为即使是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也不会选举企业和政府基层职能机构的领导人。但这粗糙却包含了我对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憎恶和否定。

   当我从共鸣激荡中回过神来后，编者按再次进入我的眼帘。文章和作者成了反革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尽管文章对毛主席尊崇备至，毛还是下令惩处他们。这说明毛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说明毛并不打算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可是，巴黎公社不是一直被中国共产党赞颂的吗？哦，对了，毛只是让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整整领导的官僚主义而已，并不是要把他们整下来，除非他们是刘少奇的死党。可这死党能有多少？起码省、部级以上。这么说象黄天来这样的基层领导干部官复原职是势所必然的了。

   思前想后，我悟出眼下造反派群众情绪高度涣散的原因。在此之前的几个阶段他们有明确的斗争目标。1966年11月到岁末，目标是批判“资反线”争取平反。1967年初的夺权一方面是接承前阶段争取平反的政治惯性，更重要的是他们企望被夺了权力的领导不能在今后对他们造成威胁。1967年4、5月针对军方三月镇压的平反斗争，目的也是明确的。1967年7月到9月对抗保皇派暴力的“武卫”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但是现在呢？现在他们的斗争目标是什么呢？省、市革委会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完全是上层运作。与他们无关，他们使不上一点劲。其结果是那么一丁点造反派工人代表进入革委会里作傀儡陪衬，有什么用？看到一个又一个当权派复职，看到从前专门整人的政工、人保干事们又神气起来，他们从灰心到惶恐，但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扭转这个趋势。要使造反派群众重新振奋起来，须提出更高更明确的政治要求，如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不是什么“三结合”，而是进行民主评议和选举。比如黄天来应不应继续当厂长，须让全厂职工选举决定。

   有次我对陈润生稍微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刘湛铭、刘泽成等思想肤浅，我不会对他们讲这些。徐木兴是党员，尽管人似乎不错，但我总对他有所保留。吴瑞卿的味道有点怪怪的，也不能轻易讲尖端的话。陈润生虽只三十来岁，但在我心目中已是个老大姐。她那毫不妥协的反黄天来的行动中，总给人有更深意念的感觉。可是，不料她没听我讲两句就说：“不行，不行！这是极左思潮，要不得，很危险。XX，(因保黄派写大字报攻击我时，将我的名字写成刘XX，故此后工革联的成员很多都戏称我刘XX，或XX。读作叉叉)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永远相信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做，千万不要走到邪路上去。”

   听到她这么说，我立即把还要讲的一些话都吞回去。陈润生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此后我对这些都只作独立思考，不与任何人交流。有时在独自闷想中，我感到文革造反者好象是陷入了一条泥泞之路。往前走，不知怎么走，往哪儿走，漫无目标。想退么？退不出来。你本来就与领导有别扭，这会儿你又是批判，又是夺权，旧伤疤上添新伤痕。洗手不干吗？迟了！

   当然，造反派里还是有些人在坚持着。因为前面似乎仍有一个目标，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在本单位的革委会里为本组织争到一、两个名额。这一、两个名额能顶什么用呢？不知道。但是，文革造反几经风雨危难，总不能连这最后一点所得都放弃吧。有线电厂工革联的“高参”们也在作他们最后的努力。他们曾收集整理黄天来的材料，希企能把他定为“走资派”，使之不能重掌大权搞打击报复。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也明白基层单位的领导除非是有重大历史问题，否则是不会被打倒的。尤其不会被以“走资派”的罪名打倒。他们原先收集整理的那些材料其实都是废物。在几经彷徨、商议后，他们决定向副厂长林洪溢靠拢。他们是与地总的梁耀华、马某等一起去作这个努力。林洪溢婉言拒绝了他们。林是个没有野心的人，他从不设想要取代黄天来。而且，他深知黄天来在厂里大树盘根，即使他有这样的野心也不会与我们结合。因为瞎子都能看得出，就厂的小环境而言，我们的力量根本不足与保黄派抗衡。从社会大环境来看，造反派败局已露。我一旁听见他们的议论，感到非常辛酸和悲愤。这革命造反派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要主动去讨好当权派，结果还热脸贴在冷屁股上。

   说来我对“高参”们的这一下场也并不感意外。因为它完全是社会状况的缩影。社会上的红旗派也是因在省市高层中找不到干部愿意与之结合而弄得心慌意乱。省里的林李明(前副省长) 、市里的焦林义(前市委书记) 等全部支持总派、敌视旗派。原来省长陈郁对旗派稍表友善，但后来看到军方和省市两级能“站出来”的干部全都支持总派，故亦对旗派拉开距离。在旗派的代表上门想与之联络时拒不相见。

   从小报上了解到整个旗派的困顿处境，又从近身直接了解本单位旗派的彷徨无着，我心中升起了对毛愈来愈多的不满。你一会说“造反有理”，又是批“资反线” 又是“夺权”，曾几何时，你又转向搞“三结合”，要让90%以上的干部都“站出来”，搞得我们造反者如此低声下气？既要如此，何必当初！

(十二、泥泞路上漫无目标的跋涉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