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的情况有所不同。星期天弟弟刘国旋回家，我对他谈起基层单位成立革委会的事情。他对我说，二十一中校革委会已经成立。军训团团长担任主任。虽然他们东方红的人数比主义兵多好几倍，但他们接受军训团提出的对等原则，两派各有三人进入校革委会。很多学校都是这样。我对他说：“工厂是另一种状况。那里大多是保皇派占优势，他们绝不接受对等原则。他们要建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

   弟弟说：“我们红司也了解到这些情况。但是没有办法了。学校里有军训团，把我们的活动限制在学校里。工厂里也都派了军代表，(有线电厂的军代表1968年4月进驻) 我们不能象去年那样到工厂里串连，支持工厂里受压的造反派”

   “这样搞下去工厂里旗派的处境会很糟糕的。”我忧心地说。弟弟沉默了。我问他：“学校里在搞什么？真的是‘复课闹革命’吗？”

   “复什么课！军训团要我们搞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黑修养’。空对空，没意思极了。还有就是在军训团的领导下审查教职员。那些事情主义兵好象蛮有兴趣，我们东方红都是在应付。但学校是走不出去了。”

   “这不是在分割瓦解旗派吗？”我问他，也象是在问自己。

   弟弟又沉默。半响我问他；“国铸(二弟)怎么两、三个星期都不回家？”

   弟弟说：“办学习班去了。”

   “办多久？”

   “不用多久吧。”

   父母亲得知弟弟当了二十一中革委会副主任，面有喜色地说：“这一正式复课后，总会有大学读了吧。”我听了觉得年近五十的父母亲政治上其实很肤浅。根据我观察今年这几个月社会情势的变化，我推断弟弟最美好的结局是被军训团动员，戴上大红花，带头下农村当知青。我猜测军训团并不喜欢弟弟这样的学生。之所以还敷衍他们，是目前旗派在学校里还很有力量。以后把他们赶到农村去是打散他们、收拾他们的好办法。

   在独自思索的海洋里漂流了几个月后，我头脑中突然蹦出了个新看法：他妈的！说不定刘少奇比毛泽东还好些。刘搞‘资反线’第二次反右是坏，但毛让一月夺权中下台的干部基本都能官复原职，这完全是“温群众笨插”(粤语，耍弄群众之意)，跟刘的‘资反线’一样坏。这下他们两个扯平了。但是，刘的三自一包就比毛的人民公社好。刘在治理国家方面还务实些，毛他妈的都是在瞎搞，根本不顾人民生活。想到这里不禁为被毛整得惨兮兮的刘抱屈。

   又有一个星期天弟弟回来，我把这个看法对他讲了。不料一向跟我谈得不错的弟弟突然翻脸说：“你乱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刘少奇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

   我感到自己兄长的尊严遭到冒犯，遂也大怒。小时候弟弟在学校被广东孩子打捞松仔(即打外省仔)，没少靠我保护。故我虽只长他两岁多，但一向以大哥自居，不能忍受他的呼喝，於是高声回喝道：“你懂个屁！农民都喜欢三自一包，你知道吗？……”

   父母听到我们的争吵，吓坏了。立即跑来拉开我们。父亲喝道：“闭嘴！都快给我闭嘴。你们都发疯了？不想活了？这话是说得的吗？”

   从陈润生截住我的话头到弟弟的翻脸使我意识到标准文革造反派与我思想上的差距。弟弟是中学生，对社会缺乏了解。遭受血统论的出身等级歧视而产生的不满是促使他们投入文革造反的主要动因。毛在出身等级上解放了他们，他们感激万分，再加上多年来共产党政治宣传的灌输，使他们对毛有宗教性的崇敬膜拜。他作这样的反应并不足为奇。陈润生则不同。她长我十岁，料想对社会是有所了解的。她没反驳我，只是截住我，这说明什么呢？或许是不同意我的看法，或许是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总之她是务实的，没有超前的理想。她只是希企在毛允许的前提下做些能用以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她意识到我这种思想将会带来巨大危险，故绝不愿意陷身进去。

   湖南“省无联”的理论家杨曦光们，思想显然已超出了毛的框框。比刘国旋、陈润生们前进了划时代的一步。但我心里知道，其实我比他们更激进。只是他们的观点已公开表达出来，而我的则深藏内心。我认为共产党制度起码应该被巴黎公社原则所代替。而西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可能比巴黎公社原则还要彻底。只是这次文化革命是无法完成我的政治理想。当时我以为自己是造反派中唯一已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人。只是在很多年后，我看到杨曦光所著<牛鬼蛇神录>，才知道湖南“省无联” 里有比我更勇敢坚决的民主志士：张九龙、刘凤祥、雷特超等。而且他们都已被共产党杀害。这更坚定了我要把文革造反中最光辉的玉石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的决心，否则真对不起这些英魂。

   从二月省、市革委会成立到六月，尽管省市主政者使出威胁利诱的种种办法，各系统、各单位的情况没有进展，基层单位的革委会普遍都成立不起来。对此，省市主政者和各单位保皇派有着不同的感受。前者是很心焦的。革委会被称之为新生红色政权。它的成立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共产党政治秩序得以重建的里程碑。省市主政者必须就此向中央有个交代。但是，大多数单位的保皇派倒无所谓。因为革委会无论成立与否，权力反正都抓在他们手中。即使党、政、工、团的组织未正式恢复，只生产临时指挥部这个系统就足够让那班造反闹事的家伙就范。尤其是在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的”的指示后，造反闹事的家伙敢不听指挥？

   各大工厂中的政治形势与有线电厂大相径庭。有线电厂工革联虽然只有十几个活动分子，但保皇派骨干分子也只三、四十人。中间群众达三百多人。故我们并不感受到太太压力。且在某一短暂时期我们还占有过舆论优势。有线电厂的“座山雕”黄天来的资历不过是个“解放战士”、排长转业、行政18级。这就使我们在面对黄天来时不感到他是庞然大物。大厂就不同了。它的厂长书记可能是个老八路，13级高干。这对于一般群众来说无疑有泰山之感，何况他手下的虾兵海将众多，造这种大人物的反将负有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在大工厂里，造反派是极端少数。保皇派--保党派不屑一顾地把“两派对等原则”推到一边。就那么几个鸟人，也够格跟我谈“对等”？军代表内心是支保的。根本不愿去向保党派施加压力。说是在两派之间要“一碗水端平”，其实早就倾向保党派。更何况造反派人数也太少。面对现实，有些大厂的造反派降低了要求。我听过广柴(柴油机厂)的一个造反派说，他们并没有要求对等，只要求革委会里给他们工革联一、两个名额，但对方都不同意。显然，保党派是要把造反派完全排除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之外。单派掌权不符合毛中央此时的构想。故军代表亦不敢认可工厂里成立只有保党派代表的革委会。这种状况拖着、拖着，直拖到八月份全面大镇压，红旗派被打成准反动组织而彻底瓦解后，所有工厂单位都迅速成立了总派--保皇派--保党派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